Saturday, November 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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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迈入后美国年代正当时

巴黎——

当巴拉克·奥巴马抵达瑞典领取诺贝尔奖时,相关庆祝活动暴露出了一个糟糕的事实:欧洲对其理想中的美国总统所报有的钦慕之情,并未得到相应的回报。奥巴马似乎对欧洲人并无恶意,但他很快就学会以一种欧洲人最难忍受的态度来看待后者——这便是冷漠。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美国短暂的全球统治岁月被抛在身后的后美国世界。奥巴马政府对此心知肚明,并以被其称为“多重伙伴战略”的方式作出了反应。无论这里的伙伴指的是全球经济问题上的中国、还是核裁军问题中的俄国,美国都能加以接受;它如今会与任何一个能助其实现心愿的国家进行合作,并由此确保自己将继续身为一个“不可或缺之国”。

美国并不打算将欧洲人排斥在外。美国人清楚,欧洲作为另一大民主合法性、财富与军事力量的仓库,有着作为伙伴的巨大潜力。奥巴马在就任总统后对欧洲进行首次访问时,便在四月份的北约峰会中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但若欧洲未能作出回应,则奥巴马也会于他处另寻所需之伙伴,并置欧洲对“特殊关系”及“大西洋价值共同体”等概念的急切援引于不顾。

奥巴马在行事中遵循着一种被公然自命为实用主义的方式。他关于“美中关系将塑造二十一世纪”的评论,并非是对其偏好的表述,而是对现实的承认。

所有这一切对于欧洲而言,都是一种粗暴的冲击。对欧洲人来说,二十世纪后期是如此美妙:作为对政治上保持团结的回馈,美国不但将欧洲纳入其保护伞之下,还在管理世界事务方面给予后者小兄弟的角色。

在这种情投意合的大环境下所产生的态度极难改变。因此,在苏联解体二十年之后,尽管俄国的防务开支仅为欧洲的一半,但后者却依旧坚持认为其安全有赖于美国的保护。在同一种心态的作用之下,欧洲毅然拒绝接受关于美国有可能合情合理地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与自己分道扬镳的观点;于是,当美国的政策与欧洲的观点相左时,欧洲人会仅仅将之归结于美国犯了错误,而且后者很明显需要得到自己的明智建议、以重归正道。

此般思维模式自然会极大地助长紧密而和谐的跨大西洋关系之重要性,对于欧洲人来说,它甚至已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关系的紧密与和谐本身已成为目的,而它们所服务的目标却变得无关紧要。简而言之,欧洲人患上了恋物癖,而跨大西洋关系正是其所迷恋的对象。

在与俄、中两国打交道时,欧盟成员国普遍认为,无论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立场在实践中是多么难以实现,但都值得它们追求;而在与美国的相处之中,它们却没有此类想法;看起来欧洲的精英们反倒觉得:“携手对付”美国并不是一种恰当的做法。

所以,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言,跨大西洋关系主要事关北约以及本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联系。毕竟,并非只有英国人相信自己与美国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都希望相信,它们也对美国具有某种能使自己发挥特殊影响的独到权力。于是,欧美关系便被国家层面的交往模式、而非集体层面的交往模式所主导,而这种模式又大部分建立在迎合美国这一战略的基础之上;欧洲各国都试图让自己看上去比其欧洲竞争者更加有用、或至少更能与美国心心相印。

从美国的角度看,这种局面常常有利于自己。如果欧洲人希望被分而治之的话,美国自然乐得如此。于是,在决定新的阿富汗战略时,尽管欧洲在当地驻有超过三万名士兵,但美国可以在不顾及欧洲想法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进行决策;同样,欧洲一方面每年为以巴冲突僵局投入十亿欧元,另一方面却应继续在这一问题上靠边站的做法,对美国来说也很受用。

然而尽管有着上述种种好处,但欧洲不断发出的、要求参与并得到关注的喧嚷声,却令美国心生厌烦。如果这种诉苦能伴随有采取实际行动之更大意愿的话,美国对此还能更容易加以忍受。但这些五花八门的欧洲人,虽然都能说得天花乱坠,不过真正要动手时,却没有几个愿意。在华盛顿看来,欧洲这种既要求得到关注、又不愿承担责任的做法,仿佛婴孩一般。

因此,若是欧洲人能学会以同一种声音与美国对话该有多好。对于如何通过新的进程及美国—欧盟战略对话论坛来促进这一转变的想法并不缺乏;但问题存在于政治心理层面,而非机制安排方面。只有当欧洲人对世界正在发生变革的方式作出了判断,得出了允许由他人来决定未来世界秩序并非是最优选择的结论,并且发展出了后美国时代之欧洲的态度与行为方式时,这一问题方能得到解决。

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具有自知之明的欧洲,这样它在处理与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时,才能将问题看得更加透彻、决策时也更为精明。欧盟成员国需要学会以身为欧盟一员的欧洲人之身份、参与对重大地缘政治问题的讨论,而欧洲自身的安全正是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欧洲国家的想法不会总能达成一致;但当共识出现之时,欧洲将更有希望伸张其自身利益,并能在许多欧美利益出现交集的国际问题上扮演起一个立场更加坚定、且更具影响力的美国之伙伴角色。

事实上,美国也会更喜爱这样的欧洲。但美国人的期待值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对欧洲是否改变心态并不怎么在乎。后美国时代的欧洲人需要摆脱其对美国所抱有的那种习惯性遵从与满足感;如若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就需要去适应美国对其理所当然的那种冷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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