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芝加哥——典型的投资手法讲究先在短期内支付一定成本，然后获取长期收益，但民主国家的政府往往都缺乏制定类似决策的动机。倘若要在民主制度下实施这类投资行为的话，要么需要一位勇气可嘉的领导人，要么要求选民能明白回避这类痛苦决策所导致的弊端。

有勇气的领导人堪称凤毛麟角，而那些信息充分而且富有参与精神的选民也为数不多，因为那些提供给选民的所谓专家意见本身都模棱两可。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发现就任何政策的必要性达成共识非常艰难。比如说关于政府支出的激烈争论：它究竟是唯一能将萧条拒之门外的手段，还是一条毁灭之路？最终这些争论无法达成任何共识，中间派选民根本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方，而政策选择最终往往会走上避重就轻的道路——直到碰壁了为止。

发达国家逐渐堆积的债务（其实早就在迅速增长，只不过最近这场大萧条将其推到了几乎无法维持的境地）就反映了类似的算计。民主政府着手应对由竞争性市场所引发的经济下跌风险，而公众也对此表示赞赏——不管它是通过支出来创造就业，还是拯救那些在资产负债表中拥有有毒债券的银行。

就算不作为（或者是着眼于长远的行动）才是最佳政策，但对那些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客来说这可不是一个选项，选民希望他们能有所行动，于是无法避免地意味着采取一些追求短期效应的行为。同情心泛滥的媒体大肆渲染那些关于失业或者无家可归的心碎故事，使得那些反对政府干涉或者建议采取长期性措施的人看上去就像冷血动物。民主制度一般都是温情脉脉的，而市场又总是残酷无情；于是政府出现，填补了其中空白。

但如今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已经无力填补可以空白，因此出现三种负面请况的可能性正逐渐增加（除非各国最终走投无路只能实施那些被长期推迟的改革，创造需要更少政府缓冲作用的可持续增长，这是个积极的情况）。其一是政府直接干涉国内外市场以减少竞争和波动性，并借机重建自身的危机缓冲能力。另一个则是压制民主以抑制民众的愤怒。第三则是寻找替罪羊。

上述三个做法都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尝试过了，而结果也都不甚乐观。

一个减少政府更直接干预市场的因素是最近这场危机不但令民众丧失了对金融部门的信任，也极大打击了政府的威信。但当年大萧条时情况可不是这样的。经济崩溃使得民众对私人部门和市场失去了信心，但却令政府的号召力不断上升。比如在1930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就是受到民众普遍欢迎的。

造成新旧两种不同情况对比的一个可能原因就是1930年代的银行家们都在众目睽睽下受到了惩罚。类似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这样的立法断了他们后路。许多银行家都在银行倒闭后受到了直接经济损失，或者相关调查使他们在公众面前蒙羞，甚至有些人被投进了监狱。

但如今大部分公众看到的却是在同一批精英们掌控下的大银行和大国政府，是这些人制造了危机，却又巧立名目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那些银行。一面是银行家们重新坐拥大笔花红，另一面却是纳税人苦苦支撑为经济崩溃买单。许多劳动者都面临着失业以及被银行收回物业的危险，却没有一个大银行家获罪入狱。

在享受了政府的援助之后，那些大银行如今的市场份额反而还增加了，而类似《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这类试图对银行采取更多限制的法案则在国会游说者的影响下变了味。看上去那些精英，无论身处政府还是商界，都只管自己逍遥，不顾他人死活。

在美国，这种情绪鼓动了茶党运动，它们联合起来反对政府扩张（或者更普遍地反对精英政治），连那些旨在规管大型银行的政府扩张行为了不放过（大概是因为政府的监管条文往往都是那些被监管者中的大佬们制定的）。像茶党这样的运动因此倾向于反对那些在经历了美国这么一场危机后希望有更多政府行动（包括限制市场和竞争）的人。

失信的政府可不仅仅是美国一家。在欧元区，除了察觉到的政府和银行勾结之外，政府精英实现欧洲整合的愿望，以及用纳税人税款支付跨国财政援助——都是在没有事先咨询公众——也激发了类似的情绪。在日本，持续20年的无情经济瘫痪已经使公众对政治家和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

第二个负面情况——那些没有足够财力来花钱平息民众愤怒的政府转而开始压制民主和言论自由——出现的几率目前还很小。相对与1930年代来说，发达国家的民主体制已经发展得相当根深蒂固了。

这就剩下了第三个负面情况，那就是找一个容易欺负的替罪羊以便转移公众的愤怒情绪。不幸的是，许多国家都走上了这条道路，而非法移民和穆斯林则成为了首要受害者。

那些找提替罪羊的政客可能会辩解说他们其实不是想伤害这些人，而是在帮助他们的社会去避免出现更坏的情况。但1930年代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比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更遭糕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