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桑——

我生于1945年，祖父是一位德国籍犹太人。虽然侥幸的是，我们家的直系亲属中没有人死于大屠杀；不过在我性格形成的那段时期，这一劫难的阴影却依旧萦绕心头。在我十多岁开始与德国的同龄人交往之初，也曾有过沉默与不安的经历，但后来我们的话越说越多；大家没有试图去隐瞒那段历史，而是急欲创造出不同的未来。之后，我成了一名热忱的亲欧派人士。

二十年前，柏林墙被欢天喜地的人潮冲垮；今日，有十个原共产主义国家已经被完全融入了欧盟大家庭。如果哪天我父亲突然重现世间、并从我口中得知立陶宛已经是欧盟一员时，他一定会用疑惑的眼神盯着我，心想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

然而坏消息是：尽管欧盟的结构已经就位（如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但那种团结的精神却不复存在。欧洲“计划”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玩世不恭之举。其最令人沮丧的例证便是对“欧洲宪法”问题的处理、《里斯本条约》以及那令人厌恶至极的欧洲总统选举方法（这是《里斯本条约》的核心部分之一）。

不过也有好消息：托尼·布莱尔的参选之路似乎已走到了尽头。布莱尔为何不宜出任这一职务，其理由不胜枚举，光是“伊拉克”一词便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此等人物也被选为总统，那么即便是以欧洲的标准看，这也将是玩世不恭与虚伪做作的最高表现。

但是又传来了糟糕的消息：其他据称正在被考虑的候选人（其中所有的现任政府首脑，以及大部分前任首脑）也如残羹冷饭一般，令人完全提不起胃口。我们如今正在见证的事态，其暗含之意可能非常深远。自1957年《罗马条约》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来，欧洲的历史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假定，欧盟已经固化为永久性的机制了。

事实上，在《罗马条约》签约五十周年时，像雅克·德洛尔这样的欧洲名流都曾表示过对欧盟可能会“四分五裂”的担忧；德国前外长约施卡·菲舍尔也在2009年早期接受BBC采访时，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尽管出现这种结果的几率不大，但对这种可能性不予考虑，则将是一种沾沾自喜的愚蠢表现。没有哪类机制、哪个社会或哪种文明能完全不依靠人为的干涉而永葆生机；毕竟，历史中充满了“兴衰”的故事。

因此由谁出任欧盟总统一职事关重大。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自身品质无懈可击，并有能力激励、尤其是吸引欧洲青年的人物。

在我眼中，只有两位可能的候选人符合这些要求：她们是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以及法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我进行权衡之时，男性并未被先验地排除在外，只不过他们没有达到我的标准；而且不管怎么看，欧盟高层中的中年白人男性都已经太多了。

尽管罗宾逊和拉加德存在众多差异，但两者都将是很好的选择。从离任后曾涉及的项目这一角度看，罗宾逊或许是一位更能激励人心的候选者，她在这些项目中曾担任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国际乐施会名誉主席，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主席，世界女性领袖理事会主席，以及伦理全球化倡议的创始人。

拉加德则具有其他优势。她是一位造诣精深的专业人士，曾掌管过全球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并在2008年《福布斯》杂志全球最有权势的女性排行榜中位列第十四名。这样看来，她在商业和政治这两大职业领域中都有出色的表现，其魅力也不容小觑。

因此无论是就领袖、还是就潜在榜样而言，这两位女性都代表着差别巨大的选择。除此之外，出生于1944年的罗宾逊是一位二十世纪之人，欧盟总统一职将标志着她职业生涯的黄昏；而53岁的拉加德则要年轻许多。

然而要重新燃起欧洲的梦想，所需要的不仅是选择某一个人，而是必须具有一个目标，这也正是笼罩在拉加德身上的关键问题之一：她对土耳其获得欧盟成员身份一事持何种态度？拉加德的上司尼古拉·萨科奇对此激烈反对，但人们很难将萨科奇称为一位二十一世纪的榜样（他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用电脑）；相反，拉加德看起来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全球文艺复兴式女性，不过她在土耳其欧盟成员身份问题上的观点可能会打破这一形象。

或许，消除欧洲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社群间的隔阂，便是二十一世纪欧洲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这不单关系到欧盟内部的穆斯林公民，也影响着巴尔干地区（特别是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原苏联地区、以及尤其是身处土耳其的穆斯林。

这一问题并非在一夜之间便能得以解决，不过迈出了第一步的这一进程却已陷入停滞。将土耳其（并最终将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欧洲国家）纳入欧盟正是二十一世纪的欧洲之梦；而2010年选出适宜的总统，便将是追梦之旅的重要一步。罗宾逊或拉加德都将是欧盟为实现这一梦想所需要的、令人鼓舞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