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顿，南卡罗来纳——
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一位主要新兴市场投资者告诉我：“这不是全球或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他是对的：这确实是一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中，只有东欧收到了严重打击。事实上，这场危机标志着新兴市场超越了主要西方国家，其全球实力、金融、政治和经济影响将是深远的。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可谓2001年阿根廷违约以来最为治理不力的金融危机。欧盟和欧元区领导人的信誉受到了严重损害。欧洲所需要基础性制度变革，远远不止目前所讨论的那样简单。

IMF从未在哪个国家身上投入如希腊那样的巨资。结果，IMF作为全世界央行部分国际储备看守人，正在面临几百亿美元的损失。

这样使用国际纳税人的钱合适吗？IMF难道就不能为欧元区之外的国家考虑一下，坚持采取更为严厉的计划，少提供点融资吗？

IMF之所以下了如此重注，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其做出支持希腊决策的总裁就来自欧元区，且当时他意欲竞选法国总统的打算早已众所周知——当然那是在他因强奸罪在纽约被捕之前。此外，欧洲人主导着IMF的领导层。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利益冲突——债务人主导着一个向他们提供巨额贷款的国际机构。

如此治理不力应该让任何欧元区决策者远离IMF总裁职位，但在卡恩辞职后，被提名接替他的却是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你能想象让一个俄国人在其1998年金融危机后来领导IMF吗？或者一个阿根廷人在其2001年违约后领导IMF？而如今，样欧元区的人来领导IMF与前两者一样危险。

欧盟、美国和日本正处于财政危机中，一些国家——日版、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公共债务已经超过了GDP。人们逐渐意识到，宽松的财政政策实在是拙劣，对宏观经济思想、政治和制度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凯恩斯主义者注定要遭遇第二次大溃败。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的冲击下经历了第一次大溃败，但这场溃败并未催生有用的政策规则或预言。在当前危急中，流行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要实施巨量财政刺激，结果加剧了公债危机。如今的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是否能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划清界限，是否能为经济政策做出有益贡献。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最基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为适宜。

各国政府如何能够接受如此巨量的债务，甚至继续采取进一步财政刺激？许多公共支出和预算赤字根本没有合理理由，纯粹是民粹主义使然，而在政治上，这场危机最大的输家之一便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即政治学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社会民主主义很容易转变为民粹主义，反对任何公共支出的削减甚至去监管化（这样做本可以刺激生产率），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欧洲选民现在正在惩罚社会民主党，使该派进入了自一战以来最惨淡的时期。与此相反，在财政上更加负责的中右翼联盟大获全胜，在27个欧盟国家中的24个取得了执政权。

西方民主国家历来喜欢标榜自己在制度制衡方面的优点，但显然，在当前危机以及之前的繁荣期中，这一机制并未起作用。而如今，这一机制再一次陷入了瘫痪——美国正在为国民债务上限进行旷日持久的争论。因此，当中国和俄国官员抓住此点攻击民主国家时，对民主国家在效率和稳定性方面的质疑再一次浮现了。

不可否认，发达民主国家大体上在此次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上失去了主动权，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采取了更好的经济政策。现代西方民主如何才能实施严格的财政纪律？央行的独立性给了非选举官员印钞的权力吗？如何引入审计制度？非代表性的既得利益如何抑制？

这些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宪政争论。二战以后，很多欧洲国家将扩大社会保障奉若神明并写入了宪法。如今，这些保障中的多项需要取消。事实上，许多欧洲国家正在讨论将严厉财政规则引入宪法，并已开始考虑更多的深入变革。

许多西欧国家过度的财政赤字必须削减。欧元区平均公债占GDP比率已经超过了85%。一些欧洲国家（如保加利亚、芬兰、俄罗斯）可以用持续的财政盈余来削减债务，而瑞典在十年前就已经这样做了。另一种方法是将公共公司和产业私有化。

我的彼得森研究所同事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dt）认为金融抑制将成为债务削减的主要方法：政府将依赖管制和人为操纵，通过债券投资的负实际利率迫使储蓄者来支付公共债务。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央行则要扪心自问：为什么要囤积世界上两大治理最不力的货币——美元和欧元——作为国际储备？不管历史上储备货币发生变化的情况少之又少，但目前的现状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但一旦这一情形真的发生，则会进一步动摇世界经济。

西方经济治理不力还会削弱其军事实力。目前，美国军费要占到 的一半，但削减已成定局。美国相对军力不可能永远像现在那样强盛，而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其军力也将崛起。

西方的处境令人心酸。但即便如此，一些国家仍在鼓吹更多的财政刺激。西方领导人需要专注于修复其国家预算赤字，以尽力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