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人们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出现，却不愿看到旧事物的出局。福利国家的概念出现于战后1945年的英国，它倡导“普遍受益”、强调全民（不仅限于穷人）都应从社会保障制度中受益。本周，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英国将不再实践这一理念。

福利国家最早是由贝弗里奇勋爵构想的，他将其描绘为个体提供“从摇篮到坟墓”保护的社会结构。尽管其具体实践形式因地方传统和政治特色而略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福利国家成为了所有西欧国家的主要社会模式。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欧洲所有民主国家全都奉行社会民主主义，主张自由市场和面向大众的社会保障相结合。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数十年来一直令世界瞩目，它融合了 “狂野西部”风格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效率和苏维埃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正义，并超出二者之上。

当然，欧洲的福利国家之路上存在着一些挥之不去的疑虑。特别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化趋势兴起之际，欧洲经济受福利国家模式固有的财政成本拖累（或及其心理上、财税制度上的反激励作用），人均收入止步不前，失业率居高不下。

在欧洲，倡导自由市场的势力从未能撼动福利国家的根基。就连撒切尔夫人也没能触及国家卫生系统, 充其量能做到瑞典和丹麦的地步——不再扩大福利范围。

为应对经济发展趋缓的批评，福利国家采取笼络中产阶层的对策。事实上，该模式缔造者的政治智慧就在于使得中产阶层能从福利国家中获得比穷苦民众更多的利益。

以医疗保健福利为例，在法国，中产阶层享受的人均医保福利要比最穷困人群多出20%。因此，国家医保制度实际上更有利于一般收入者。

甚至连美国施行的较小规模的国家福利制度也更倾向于使中产阶层获利，其中最主要的福利形式是所谓收入所得税信用额度。每年，有2400万美国中产阶层家庭由此获得国税部门退款，而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则只能得到实物或服务补偿。可以说，美国的国家福利制度意味着中产阶层拿钱、穷人得物，这种歧视性制度在西欧各国也很常见。

奥斯本对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攻击首先针对的是普遍儿童津贴，这一津贴面向所有有子女的家庭发放，不论其收入水平高低。二战后，西欧各国都实行了相似制度以提高国民生育率。

在英国，42％的子女津贴发放到中产阶层及富裕家庭。法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奥斯本主张，对于收入水平达到所得税最高税率标准的家庭，取消其儿童津贴领取资格。这标志着中上层阶级福利削减的开始，也意味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变革

此举所能节省的费用（16亿英镑）与英国每年3100亿的社会福利开销相比可谓沧海一粟。但卡梅伦政府想要公众由此了解到目前的福利国家制度内存在不公现象。

改革社保系统中的最薄弱环节同时争取最广泛民众的最大支持，这也是其他欧洲国家必须采取的措施。比如法国政府已决定削减公用事业员工过高的退休金，并且试图将法定退休年龄由62岁提高到65岁。

人们很容易理解不向富裕家庭发放儿童津贴或将退休年龄推迟3年的道理，但出乎意料的是，有相当多的民众反对削减所谓不公的福利项目，这似乎是因为中产阶层将此视为福利国家时代的终结。

那么，卡梅伦政府以及其他改弦更张的政府有无可能迫于中产阶层的压力而放弃改革呢？不会，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别无选择。受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加上凯恩斯主义公共开支的无效药方，欧洲各国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唯有美国还能大肆发行本国货币并发放债务。

因此，欧洲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减少支出，而福利开支基本占到欧洲公共支出的一半，对其进行削减无疑是迅速缓解财政压力的便宜之道。福利国家虽不会从欧洲消失，却一定会缩减规模并从此只服务于需要帮助的人群。

如果想要以失业率为最终衡量标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确为中产阶层提供了就业保障，但也迫使10%的最弱势群体永远无法经济自立。65年前，贝弗里奇勋爵曾让人们相信，国家可以牵着国民的手从摇篮走到坟墓；而现在，卡梅伦和奥斯本要人们接受现实，该练习练习靠自己的双腿走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