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正在呈爆炸性增长。但是，正当世界强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本月聚会华盛顿参加半年一度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会议之时，政策瘫痪还在延续。对于如何处理类似美国日益脆弱的贸易赤字或者新兴经济体中的金融运转不良等引人注目的问题，各国莫衷一是。

这一瘫痪存在三个层面。首先，富国很不情愿采取任何有可能影响其国内政策腾挪的集体性规划。美国的记录最为不佳。美国的财政部长们总是喜欢向他们的外国同事们讲解美国经济如何完善，以及为何各国应当效仿。从来都不管这一逻辑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下滑而处于破产的危险境地，美国财长保尔森依然坚持这一逻辑。但是事实却是，美国看起来将会在今年从世界其他国家借款几乎9千亿美元必定不是什么美国强大而外国虚弱的迹象。

欧洲各国表达的意见尖锐，难以言简意赅地加以概括。法国对于全球化极为模棱两可，好像这是另一个侵略军一样。英国则观点几乎相左。但是，欧洲人大体上认为他们的社会产生了最好的生活方式，即使他们的经济在达尔文物竞天择的含义上不比美国的有效率。如此，欧洲的财长们也不会乐意承认需要进行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化来应付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

日本通常试图保持沉默。作为全球化的大赢家，他们想要避免对他们的贸易和金融政策的批评。他们的这些政策可以说比其他富有国家的要更为保护主义。他们扣留8千亿美元外汇储备来抵御日元升值，当然他们也不想为此而道歉。

发展中国家也有错误。太多的决策者依然相信外部强加的开放国际资本流动是九十年代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幸的是，少数左翼倾向的学术界人士让人尊重这一观点。

人们不管如果各国政府让它们的货币与美元自由浮动，而非采取严格的联系汇率，绝大多数的危机本来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大幅度减轻。相反，人们还在使用金融全球化的可怕之处来作为继续娇惯低效率和垄断的国内金融体系的借口。落后迟钝的国内金融体系无法高效地分配投资是将穷国资金推动出国而流入美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但不是最为次要的一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担负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职责的多边机构应当提供更大的领导作用。实际上，它可能是唯一具有全球性政治和智识合法性来寻求前瞻性集体行动来处理金融全球化的组织。

不幸的是，解决某些内部管理问题的需要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于瘫痪。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影响力演变过程中缺乏切合实际的方法来重新计算它们的投票份额。特别是，现在急需大幅度提高亚洲国家的投票加权值。

那么，当部长们聚集华盛顿之际该如何作为呢？首先，应付全球贸易不平衡所需要的政策应对措施长久以来都是长篇累牍。这包括美国采取更大的财政克制，欧洲和亚洲都要更大地依赖国内需求以及亚洲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

但是，现在需要更进一步并且开始积极地游说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更快的金融自由化。确实，大多数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应该首先通过贸易自由化然后再大范围地向国际金融市场开放。需要制订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要避免固定的汇率。

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实现这些前提条件的过程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个促进资本市场长期自由化的企图仓促而就，其记忆还是今天的一个障碍。该组织试图在其章程中确定资本市场自由化恰逢九十年代中期亚洲金融危机，因而成为一场公关灾难。但是现在是重新审视这一观点的时候，至少也应当是修订和更为微妙的形式。新兴市场中脆弱的金融体系是取得平衡发展的主要障碍。它们也是全球贸易不平衡背后的巨大因素。

在九十年代金融灾害后推动更大的资本市场自由化将会充满争议。但是这一观点的核心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也是如此。在没有更好的资本分配机制的情况下，本世纪的全球增长将会比本应的情况更快地减缓。决策者们无法永久地躲避这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