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政客们总是精于推卸责任。任何好事都反映了他们无与伦比的才智和努力；而任何坏事总是由他们之外的某些人和某些事情引起的。

经济是这一战略的典型领域。全球经济几乎崩溃已经过去三年了，发达国家的萎靡复苏难以为继，而它们的疲软又拉了其他国家的后腿。专家们大谈“二次探底”衰退，但某些国家从来没有从第一次探底中恢复过来：希腊GDP已经连续三年下降了。

当我们要求政客们对这一凄惨结果给出解释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错。”接着，他们会大谈复苏因欧元区危机而“脱轨”。但这完全是信口胡说。欧元区危机并没有让复苏脱轨；其本身正是复苏萎靡的结果。这是主要欧洲国家有意压制总需求的政策所导致的自然的、可预料的且被许多人所预料到的结果。

这一政策注定要导致金融危机，因为这注定会把政府和银行资产侵蚀殆尽，让它们背上越来越大的债务包袱。即使采取了紧缩政策，今年英国结构性赤字预计仍将上升6.5%—6.8%，这意味着还要削减220亿英镑才能实现平衡。首相卡梅伦和财政大臣奥斯本将责任推给了欧元区危机，而事实上，应该受到指责是他们自己的经济无知。

不幸的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样的解释如今一再重复在耳边响起。萧条、衰退、收缩——你怎么称呼都行——发生的原因是私人部门支出比以前更少了。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收入在下降，因为某个企业或家庭的支出正是另一个企业或家庭的收入。

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赤字自然会上升，因为税收收入下降了，而失业保险和其他福利支出上升了。这一“自动稳定器”填补了私人支出不足的部分空白。

但如果政府在私人部门支出复苏之前就开始削减其赤字，那么净结果将是总支出的进一步下降，总收入也将随之下降，导致政府赤字恶化而不是改善。诚然，如果政府停止所有支出，那么赤字将最终减少到零。在此期间，人们会饥寒交迫，但预算将实现平衡。

这就是当前欧洲大部（和其他地区）经济政策的疯狂逻辑。当然，一条路走到黑是不太可能的。紧缩之路必将伴随众多杂音，比如银行、货币体系、社会凝聚力、政权合法性等等。我们的领导人将经受智力挑战，但他们不会走上自杀之路的。预算削减最终将被打入冷宫，不管是公开宣布（我希望如此）还是暗地进行（政客的惯用伎俩）。在英国，人们已经开始谈论A+计划了。

那些看到了采取此类增长战略的需要，但又想帮助亲朋友好友的人会喜欢减税的主意——特别是对富人减税。这不啻给当前的赤字削减计划伤口撒盐，但只要政府在继续削减支出，这倒是有利于（从保守派的角度看）在长期削弱政府的作用。

抛开公平问题不谈，削减最高税率也是劣于增加支出的办法，因为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减税应该明确地针对穷人，如果想让人们把减掉的税收花出去从而刺激经济的话。

事实上，对所有人最好的办法是政府自己来花钱。政府可以做到花钱和中期预算削减计划并行不悖，办法是在其预算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之间做出关键区分。经常项目包括在不能产生任何资产的服务和不可储藏商品方面的支出。资本账户包括买入或建造能带来预期回报的耐久资产。前者是税款支出，后者则否。

如果现有会计法则过于敏感，不能做出这一区分，那么可以成立一个单独实体来处理投资。可以成立一个国家投资银行，政府为出资人，私人部门为债权人，投资于基础设施、住房以及“绿化”经济。这样一来，可以在填补需求不足的同时改善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有迹象表明，英国和美国的官员正在开始向这一方向努力。

如果什么都无法奏效，那么就是时候朝国内抛洒弗里德曼所谓的“直升飞机钞票”了——也就是说，通过向每个家庭发放过期作废的消费券来直接增加人民购买力。这至少能够在长期投资项目开发期内维持经济增长。

如果G20能够在此类机制上达成一致，那就更好了，2009年4月的合作刺激就属于这一情形。如果达不到，那么国家集团可以追求各自自己的合作机制。

欧盟急需增长战略。其当前援助机制只能帮助像希腊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在市场利率畸高时一较低成本借钱，但该机制坚持这些国家必须进一步削减预算赤字，这会恶化欧洲人的购买力。接受这一机制的政府将不得不削减支出；银行将不得不承受巨额损失。

从长期看，欧元区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实验。欧元区应该重新组织，大大减少成员国数量，只包括不存在持久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其他所有旨在在当前框架内拯救欧元区的努力——中央财政部也好，不局限于通胀目标的货币当局也好，新条约也好——都只能是白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