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

谷歌（Google）已经退出中国市场，强调不愿继续以中国政府的意愿来设计搜索引擎并向中国用户屏蔽某些信息。该决定在全球民主国家中普遍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但在同样自由民主的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却表示将立法封堵部分网站。违禁内容包括儿童色情作品、人兽交合、乱伦、“强烈视觉冲击”的暴力图片、鼓动或指导犯罪或暴力、违禁药物的详细使用说明以及部分网站为支持绝症晚期或不治之症患者死亡的权利而提供的自杀指引信息。

《悉尼先驱早报》进行的一项读者调查显示，96%的人反对此类措施，仅有2%表示支持。此次投票的读者人数超过了该报网站上历次民意调查，其结果几乎是一边倒。

与蒸汽机一样，互联网是一项改变了世界的技术突破。今天，互联网使得海量的信息唾手可得，而过去这些信息仅能从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获得——事实上，互联网的信息量在很多方面已使那些图书馆相形见绌，其信息获取的便捷性是无可比拟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网站名称与地址分配系统，互联网不需任何中央计划、主管部门或全面管制。神奇的互联网竟能独立于政府和大企业而迅速崛起，很多人便开始相信互联网能为世界带来一种新自由。这项天生具有分散性与个人主义特质的技术实现了无政府主义愿景，如若从19世纪的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口中说出，那必定是天方夜谭。这或许正是如此多的人坚信应完全开放互联网的原因。

可能因为谷歌一向致力于提供更广泛可取的信息，它与中国互联网官方审查者之间的合作才被视为彻头彻尾的背叛。互联网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留给专制政府两条出路：或者接受互联网毫无限制地广泛传播信息，或者与朝鲜政府一样，仅为统治精英开通互联网并违背21世纪大势之所趋。

现实更为复杂。中国政府绝不会屈服于谷歌的要求而放弃互联网监管。中国当局无疑会想方设法替代谷歌提供的搜索服务——虽然有所代价或部分影响效率，但互联网在中国将依然受到限制。

更重要的是，谷歌不再认可政治审查了。可以预见的是，有人会指责谷歌试图将价值观强加于外国文化。这是无稽之谈。谷歌有权选择商业活动的方式与对象。完全可以这样说，当谷歌中国被迫过滤搜索结果时，中国是在将价值观强加于谷歌。

谷歌选择退出是与其价值观相一致的。在我看来，与要求政治审查的价值观相比，谷歌的价值观更为牢不可破——如果信息开放，谁能想象有多少中国人会举双手赞成呢？

退一步讲，审查之下的互联网依然是变革的动力。上月，中国湖北省省长威胁了一名记者并夺去了她的录音机，原因是后者质问了一个当地丑闻。随后，无数记者、律师和学者都通过互联网进行抗议。网上一篇批评该省长行为的文章张贴了18个小时，之后便在审查者的要求被撤下。即便如此，这条新闻早已广泛传播了。

同样，姚安尼·桑切斯（Yoani Sánchez）的博客“Y一代（Generation Y）”打破了传统媒体在古巴无法逾越的桎梏。虽然古巴政府已封堵了该博客所在的网站，但它还是以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在古巴国内也以光盘和闪存为传播途径。

互联网带来的新式言论自由大大超越了政治的范畴。我们对旁人的认识完全基于互联网这个充斥着隐姓埋名和尔虞我诈的媒体，人们以全新的形式交流互通，思考这种情况下该如何与人交往。我们对旁人的行为目的和手段有了新的认识，并借此互相沟通。

你是否住在与世隔绝的小村庄，有着异于常人的爱好、特别的兴趣或性取向呢？你会在网上发现同道中人。找不到医生？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你的病症——但你对诉求的医学网站放心吗？

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能带来祸害，为互联网盖棺定论仍为时过早。（在18世纪，谁会想到蒸汽机的发展会影响地球气候呢？即便互联网无法实现无政府主义者终结专制政府的梦想，我们对于互联网将如何影响人类生活的认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彼得·辛格：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墨尔本大学荣誉教授，著作包括《实践伦理学》、《单一世界》和最近出版的《你可挽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