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以色列军队会有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它将会把9000名以色列人从其家园撤出—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而不是保卫国家不受外部敌人或恐怖主义的袭击。

以色列的单方面撤离是一种深刻的政治转变的结果。这种转变是由总理沙龙自2003年以来所实行政策中反映出的两种颇为矛盾的信念造成的：首先，美国所制定的“路线图”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其次，目前的局势难以维持。当然，在沙龙看来，生活在加沙地带120万巴勒斯坦人中的9000犹太定居者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在没有进行谈判的情况下，单方面的撤离是通向平息事态和稳定大局的唯一有效步骤。

这一政策使以色列出现了深刻的分化：定居者们-大多但不完全是教徒-感到被“定居点之父”，沙龙背叛。直到现在，以色列的左翼，不论有多勉强，才认识到沙龙的新实用主义可能是通往正确方向的第一步。正如戴高乐之于阿尔及利亚，沙龙对以色列的政治重新洗牌。

过去的几周以色列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有的几乎已经到了暴力冲突的边缘；许多定居者已宣布他们不会遵从政府的命令撤离定居点。军队和警察已经调动了近5万人来执行撤离计划。这种强制的方式不仅对定居者，就是对普通的以色列人也都是一种创痛。只有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的时间里我们才会知道撤离是否能和平地进行。

与此同时，沙龙也为他的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个右翼党派离开了他的执政联盟，他在自己的利库德集团内部也失去了大多数的支持。他的财政部长内塔尼亚胡也从政府辞职。只有通过将西蒙·佩雷斯的工党拉入内阁才勉强保住了自己在议会的多数席位。

当然，问题是在加沙撤离之后会发生什么。许多在一开始对这一撤离计划持怀疑态度的国家，现在意识到—正如在华盛顿人们所讲的行话—“这是这个地方唯一能玩的游戏。”这些国家和许多巴勒斯坦人一样，都从加沙的撤离中看到了希望。他们希望这有可能让形势重新回到路线图上，重开谈判，以便最终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协议。

这是一个重大错误。虽然是处于良好的意愿，但重新激活路线图的希望是不现实的。未来的谈判必须着手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最终边界，（约旦河）西岸20万犹太定居者的命运，耶路撒冷的地位及1947-48年间形成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立场之间的分歧自2000年戴维营谈判破裂以来并未缩小，而双方的恐惧和不信任却与日俱增。

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图谈判不仅会徒劳无功，还可能只会加深双方之间的疏远和猜疑。为塞浦路斯制定的《安南计划》的失败告诉我们仅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而发生在塞浦路斯的争端与巴以之间的分歧比起来几乎就是微不足道。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或许唯一理性的做法就是承认双方的单边行动仍然可以推动局势的稳定和最终的和解。在以色列方面，进一步从西岸十数个孤立的小定居点撤退意味着将撤出2-3万定居者。这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同时也会给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的比邻领土。

在巴勒斯坦方面，加强巴勒斯坦当局对十数个安全和民兵组织的控制也会是一个重要步骤。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布·马赞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问题是他是否能做到。巴勒斯坦的领导层还可以开始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告诉难民们他们将不得不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定居，而不是像50年来的宣传攻势中所讲的那样重返以色列。这两个地方最终会成为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

在理想状态下，冲突有协议和条约来解决。但在现实世界里—塞浦路斯、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便是例证—稳定局势和缓慢地平息暴力有时可能会达成同样的目的，即便是在没有正式协议的情况下。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时，人们希望这样的情况同样适用于巴以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