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 三年前，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将2007—2008年金融危机推向了高潮。如今，三年过去了，金融业变得安全了吗？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不久，美国出台了大规模的新安全措施，在全国机场内生效。一个月内，美军就登上了阿富汗的领土。三年内，美国出台了9·11起因的正式报告，专家委员会在动用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进行调研后指出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弱点，并给出了如何改进的建议。

金融危机爆发迄今已超过三年，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平心而论，美国还是做出了一些努力，2 000页厚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就是明证。不幸的是，这一法案对于修正可能是金融危机起因的问题几乎无济于事。

债券投资者严重倚赖评级机构，而评级机构总是倾向于给有权有势的债券发行者打高分，这一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影子银行部门依赖正式银行部门的流动性和担保，从而最终依赖政府担保，这一问题根本没有提及。至于对金融机构杠杆规模的限制，要到下一个十年才会起效。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不足之处还能举出很多很多。货币市场基金存在不当激励促使它们承担过度风险，这一问题大致上仍然保持着原状。激励薪酬的问题被忽视了。被吹得最神的变革——将自营交易部门和商业银行部门相分离（即所谓的“沃克尔规则”，以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的名字命名）——与危机起因根本毫无关系，而其之所以被通过，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它根本不会见效。

以安吉莱德斯（Phil Angelides）为首的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确实给出了关于危机的报告——事实上，给出了三份报告。相反，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的罗杰斯委员会（Rogers Commission）只给出了一份报告。当时，美国最优秀的人才，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Richard Feynman），都参加了罗杰斯委员会的调查，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所有的蛛丝马迹都没有漏过。最后，报告认定，问题出在一个有缺陷的O型环上，该环由于低温而失去了弹性，导致泄漏。为了让公众明白整个过程，费曼通过电视直播实验对结论做了演示。

经济学并不像物理学那样精确，但这并不能作为安吉莱德斯委员会无所作为的借口。只要有充分的数据，我们是有办法识别经济现象的可能原因的。对于反驳潜在的解释，我们的办法就更多了。主要的困难在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而不在于我们的方法。但在数据获取方面出现了人为的刁难，因为利益集团害怕（当时是，现在依然是）分享数据，他们对于数据所能揭示的东西心知肚明。

不幸的是，安吉莱德斯委员会——大部分成员是当选官员，而不是专家——在无尽的政治扯皮中浪费着宝贵的时间。其成员甚至对于如何定义次级抵押贷款、如何计算危机发生时美国存在多少次级抵押贷款这样的问题都无法达成一致。

一项针对安吉莱德斯委员会成果的后续调查要比安吉莱德斯委员会对危机的调查彻底多了。在阅读了相关电子邮件后，一份国会报告发现，安吉莱德斯委员会的工作指导原则是政治，而不是找出事实。毕竟，当人们还没有找出任何事实的时候，修正方案就已经确定并被批准了；安吉莱德斯委员会的目的是支持或反对（取决于委员们属于哪个政党）多德-弗兰克法案，而不是确认事实。

于是，良机就这样失去了。安吉莱德斯委员会拥有传唤权，原本可以收集回答关于此次危机的诸多关键性问题的数据并把它们交给研究者。那些给交易员（而不仅仅是首席执行官）更多薪酬的公司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吗？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是因为无能和愚蠢，还是对隐性政府担保的理性反应？市场是发现了贷款标准有所放松，并据此对相关贷款进行定价，还是被愚弄了？这些有毒产品的最终买家是谁？他们为什么要买这些产品？欺诈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不幸的是，除非下达大规模披露数据的指令，否则这些问题是找不到答案的。对数据遮遮掩掩将让我们暴露于风险之中——我们很可能只有在下一场危机之后才能弄清楚这场危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