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即收入最高的1%人群——正沦为千夫之所指，这实在有些令人吃惊。在美国，1%指的是2006年家庭收入至少为386 000美元者。在公众眼中，这帮人大多是寡廉鲜耻的公司高管、贪得无厌的银行家以及大搞内幕交易的对冲基金经理。读读那些进步经济学家的文章，你会觉得，美国当前的所有问题都只需要向1%人群征税然后再分配给每个人就能解决。

当然，这种感觉背后的观点是，这些收入来路不正，是通过布什时代的减税、失灵的公司治理体系以及充满利益冲突的金融体系获得的。1%人群不属于勤劳致富的类型，因此要他们把钱吐出来没什么坏处。

显然，这样的刻画有其现实基础。比如，企业——特别是金融部门的企业——对高管的奖赏太过慷慨，尽管他们的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但把它们一棍子打死难免有打击面过大之嫌，这一观点的简单粗暴令人颇为担心。

比如，这一观点忽略了许多真正富有的人是企业家这一事实。类似地，这一观点还忽视了，富翁中有很多是体育和娱乐明星，更不乏医生、律师、咨询顾问以及不少我们最喜欢的进步经济学家。换句话说，当今的富人更有可能是劳动者，而不是有闲阶级。

但或许被忽视的最重要事实是，收入不平等性的恶化并不局限于最高阶层，尽管这一阶层最为明显。学术研究表明，美国和其他地区收入最高的10%与中位收入者的差距也在拉大。对进步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个不太美妙的事实。“我们是90%”这样的说远没有“我们是99%”那么给力。而对某些抗议者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实。

不过，也许问题最大的地方在于某些并非有利于富翁阶层的政策也大大助长了不平等性的恶化。那就是教育和技能。诚然，文凭并非工作的唯一敲门砖。如今，新晋毕业生，特别是层次较低的毕业生，会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工作，因为他们要与同样没有工作的有经验的工人竞争。尽管如此，拥有学位者的失业率要比没有高中毕业文凭者低三分之一。

详细的考察表明，位于收入阶梯前10%与后50%者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拥有一两个学位，而后者通常没有学位。技术变迁和全球竞争使得没有良好技能的美国工人根本无法找到好工作。哈佛大学教授戈登（Claudia Golden）和卡茨（Larry Katz）指出，在技术与教育的竞争中，教育已经落后了。

但是，承认教育和技能培养体系的崩坏应该对普通人所经历的不平等性恶化负有很大责任这一事实会破坏民粹主义者将脏水泼到巨富阶层身上的大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一推论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修正教育并非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自20世纪70年代的福特开始，历任美国总统都呼吁进行教育改革，但收效甚微。相反，将矛头指向无辜的1%有利于立刻可以减小的再分配政策的出台。

美国并非没有试过快速修正法。在过去的十年中，收入不平等性恶化得很快，但消费不平等性则否。原因就在于宽松的信用，特别是次级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让穷人也能过上与邻居们相当的生活。最终的结局大家都看到了，绝非喜剧。由于丢掉了工作和房子，后进者终于变成了后退者。

美国必须让提高劳动人口与企业提供的职位相关的技能，这样才能改善平等性。不少措施都有助于这一目标，包括改善社区教育观念、改革学校、让社区学院和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与当地企业需求相匹配、降低高等教育负担，以及找出对失业工人进行有效在培训的办法，等等。

所有这些都不容易，也不可能很快见效，其中一些还要求较多的资源投入。消除低效支出，特别是低效的税收补贴，能够为这些措施筹集一些资金，但归根结底还需要更多的税收。富人阶层当然付得起更高的税收，但如果政府对富人增税，就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改善所有人的机会上，而不是将增税视为对假想责任人的惩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