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所有历史性的事件都来源于一些事情的共同作用——往往一些不相关的事情会的联合作用导致一些不可控制的结果。在纳西姆·塔勒布的书中，将这些共同的事件称为“黑天鹅”—不可预知的事件而导致的巨大影响。虽然只是一小群黑天鹅，塔勒布认为，“几乎可以解释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情。“

例如，在1914年之前的 第一次全球化的兴起就来源于一连串成功事件的组合：交通通讯费用的下降，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技术上的突破创新，太平洋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大英帝国鼎盛时期成功的管理方法。与此对应的是，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伴随着多年的国际政治纠纷争端导致的战争，结果就是大萧条时代的产生以及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在我们来看看近期的金融创新。随着新式电脑以及通讯技术的发展，新的衍生工具开始有了巨大的市场。债务抵押债券 CDO（CDO通常和住房贷款联系在一起）使得一大批人拥有自己的住房的愿望得以实现，于是，银行又开始将“次级房贷”又转售给了其他投资者。

以往，银行一般都是持有房贷，在可以证券化之后，他们可以将房贷打包出售了。但房贷证券化的后果是银行之间会相互持有这些资产。如此优秀的系统在化解银行的风险的同时，副作用也体现出来：一旦违约的房贷出现后产生的“有毒资产”就会成倍的放大风险，由于所有的衍生产品都来自于同样的资产，一旦这些资产出了问题，所有持有该证券的银行会发现自身都难以脱身。

随着衍生产品的相互作用，导致债务的不断放大，它们是有一个叫信用违约互换(CDS)的系统而不断放大。由于有相关的保险来防范此类违约风险。而CDS又被拆分为一个一个的部分后出售出去。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互换的产生比债券增长的速度要大的多。

信用违约互换加大了在资金循环系统中泡沫的产生。债务抵押债券的市场也从2000年的275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47，000亿美元。同时信用违约互换的市场也增大了4倍，从2001年的9200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年底的62，000亿美元。

信用违约互换系统使得衍生产品在全球进入了所有的银行系统。整个的结构都是建立在房价的不断攀升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如果房价一旦下跌，这些纸上的信用保证就会成为，用巴菲特的话就是说，“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金融系统的中间产品自身不会导致（或者说是如此大规模）灾难的发生。全球金融系统的不平衡性来自于美国的贸易和财政的双重赤字，以及中国的巨大外汇储备。浮动的外汇制度的目的就是防止国家操纵自身的货币。然而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一直都人为地将汇率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由此囤积了大量的美国国债。东亚国家的“储蓄怪癖”激发了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世界的超前消费的怪癖。

但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和美国的超前消费之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产生了不可偿付的债务。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投资。但这些投资并没有产生美国的偿还能力。对应于美国债务的增加，美国只是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转移到了中国，而中国并没有在美国购买新的资产，只是将资金投入到了金融投机和消费者的疯狂超前消费中了。

由于大量中国的资金涌入，导致美国信贷市场在2003至2005年度极度膨胀，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美国银行隔夜贷款利率）维持在1%的水平。如此便宜的资金导致了美国次级房贷消费的激增——而随着利率在2005年逐渐增加达到5%，次级房贷导致破产。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过程很痛苦，是一个去杠杆放大作用的过程。以往有一个对目前金融危机的看法，就是认为“资金太多”而导致的，他们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过度的信贷，阿兰·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期造成的后果。

这种观点来自于是“奥地利”学派的兴起和衰落，也是密尔顿·弗里德曼对1929年大萧条的解释。这种观点从过去和现在来看，都是错误的。

此种观点的假设前提是市场是完美有效的。如果有问题，那也是政策出了问题。这种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市场的参与者都是非常理性和掌握充分的信息，那么他们就不会因为资金的廉价而受到蒙蔽。格林斯潘是他们市场至上理论的替罪羊。

这里对经济危机的爆发有着更为深层内因的解释：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占了上风，自由市场的自我监管特性。他们认为市场必须是理性，公正而且较少的监管，就是所谓的“有效市场理论的假设”。这直接导致金融风险模式中没有考虑到违约的风险，对系统的危险性大大低估。

如果我们要找出被怪罪的人的话，最应该收到谴责的是不是银行家，而是经济学家。他们建立了一个对银行家，政治家和监管者共同作用的环境。

凯恩斯认为，“人们一般都认为他们可以不受到智者的思想控制，但往往受到某些无效经济学家的影响。”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学派不是无效的，但都或多或少地收到芝家哥学派的影响。他们的假设前提必须被我们大家有所认识，因为正是它们几乎毁灭了我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