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布宜诺斯艾利斯——面对希腊手上堆积如山而又无以为继的主权债务，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读：首先是以一种实用主义并注重短期效应的视角，着眼于确保在不危害欧元区的情况下实现某种形式的有序重建（这也适用于其他受灾国家）。其二则是一种“道德”视角，将目光放在债务的本质以及不尊重这一本质所造成的长期经济后果之上。

这两种视角都是对的；问题只是如何将两者协调一致。而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的失败揭示了官方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应对何以如此失当。

在这类情况下，犹太法典（Talmud）这部古代犹太法律评论的宝库（也是记载人类在道德和经济活动方面思想成果的最古老著作之一）可能会带给我们答案。在希腊债务以及何为最佳应对方案的问题上，该书中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就提供了一个新鲜（或许也不算新）的视角。

这段话是关于买卖，离婚和赠与行为的，并列明这些行为只有在行为人自愿的情况下才有法律效力。而在某种情况下，法庭可能会不断向一个人施加压力，直到他声明这些行为确实是出于本人意愿为止。

该段话原文如下：“我们（法庭）会强迫他，直到他说出这是自愿的为止。”因此“在（男方不愿承认的）离婚案件中，我们会使用强制手段迫使他说出‘这是我自愿的’”。同样，如果一个法庭强制一个人出售自己财产，这种出售行为也是有效的，因为这已经被认为是自愿的行为。

而只要理解了上面这种明显的矛盾说法，就能在围绕私人债券持有者卷入希腊救助计划的争议带来了一线解决的曙光。有人说为了避免违约，私人债权人应当同意承担一部分援助成本。但在国债尚未被信用评级机构判定为违约的情况下又如何能使国债持有人承担经济损失？当前的答案就是迫使这些持有人“自愿”接受这笔交易。

有人可以将这样的争论视为诡辩。但遵照犹太法典的逻辑，也可以发现有一些机制可以（也应当）被用来向那些团体施加压力，从而获得较高层次的自愿性成果所带来的好处。

对于犹太法典的这段话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解读，其一认为强制行为可以改变观点。当一个法庭强制一个人直到他妥协并声明愿意接受命令之时，他顺从的行为就被视为是自愿的，因为最终他在意识上已经做出了同意的决定。

这个说法虽然在技术上解释得通，但这也是一个残忍的解读，因为这种“自愿”行为注定将引发当事人的不满情绪。

而另一个更温和的解读则基于集体行为原则，将法庭假设为一个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福利均衡的工具。每个人在本质上都知道什么是对自身和社会有益的，但他们之所以不去动手实施那些有益行为，就是出于恐惧，尴尬或经常以为如果没人追随的话就是不值得。

根据这一观点，法庭其实提供了相关协调机制，消灭那些占集体便宜的人并迫使所有团体携手取得一个能改善所有人境况的成果。因此个人决定虽然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却在评估成果时成为了完全自愿的行为。

在这一解决问题的曙光下。类似德国最初提出的方案（强迫债券人将希腊债务的到期日自愿延后数年）这样的单方面解决方案只有在残忍的解读之下才会变得自愿。在这类动议中，在犹豫和压力下达成的协议可能刺激过度反应。评级机构有理由认为这都是“选择性”违约并必将导致危机扩散——并最终导致广泛的债务重组。

另一个手段则是寻找一个合作的解决方案，与“被迫自愿”的温和解读相一致，还可以通过采用东欧模式（也就是维也纳倡议）的某些特点来实现。

最近出台的“自愿”处理希腊债务方案中也有某些条款采用了这条方针。但这个倡议也是无效的，因为它缺少了维也纳模式中的三大支柱。

该模式的第一大支柱就是在开始设计拯救方案时就要同时包含所有团体——主权债务发行国，债务持有者及其所在国政府，欧洲央行，还有国际组织。第二个因素就是恰当的参与倡议，动用包括债务持有人所在国政府的直接资助在内的资源，将希腊债务从私人转入官方手中。第三个组成部分则是说服债券持有人去实现最大限度的参与，获取有约束力的事前承诺，并消灭那些占便宜的人。

因为这个方案将会给债务持有人带来损失，因此足够的官方强制措施和同行业压力也是有必要的。但为一个更加有序方案的出台争取时间，减少危机扩散，并压缩最终违约的规模也确实能为实现一个更高层次成果添砖加瓦。

因此，在这一模式下（抛开最初的压力不提）债券持有人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完全自愿的。同时，虽然评级机构可能依然将会一个类似维也纳式的结果视作违约，但犹太先贤则告诉了我们为何需要一个更加深思熟虑的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