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即将庆祝其1905年11月9日的一部法律颁布100周年，这真有点奇怪的讽刺意味。该法律在混乱搅动各大城市的时刻宣布政教分离。然而，纵观法国历史，即使最近的暴乱和法国政教分离的实行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在教会和国家的角色上也总是怒火环绕。

教会和国家之间在政治掌控上的斗争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美男国王菲利普（Philippe le Bel）的法理学家们试图将皇权施加于法国的罗马天主教会之上。几个世纪以后，法国大革命将宗教自由遍播到法国各地。

随着拿破仑和教皇庇护七世(Pope Pius VII)在1801年达成协议，大革命时期狂暴的反教权主义让位于更具平衡性的政教关系。这一协议至今仍适用于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部分地区适用。

在整个十九世纪，天主教的公共角色激起了神职体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残酷斗争。而这反映出的是共和制的支持者和重返旧秩序的鼓吹者们之间更为根本冲突。从1880年代以来，随着共和制的稳固，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崛起了。它力求将国家机构—首当其冲的就是教育体系—从教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学校教育世俗化的过程充满了激烈的交锋，而后又是反对宗教集会的斗争。随着“德莱弗斯事件”的爆发，宗教问题成为重大政治课题的现实也前所未有的明了。

1905年法律—被许多人看作是法国政教分离的奠基文本—因而成为一个长期历史进程的顶点。尽管该法律似乎是在向宗教宣战，但在很多方面，它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缓和局势。它的第一条宣称共和国保证信教自由并“确保符合公共秩序利益的唯一限制下的自由崇拜行为。”它的第二条明确规定“共和国不承认、支付或补贴任何宗教崇拜。”

因此，国家保证崇拜的自由但却不干预各种宗教团体运作的方式。法国的高等法院Conseil d’État庄严地宣布了这一关键原则，即：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而限制宗教信仰是合法的，但这些限制不得阻止人们的宗教崇拜。因此1905年法律—建立了保持一个被称作laïcité的世俗国家的进程—标志着两种目的间的平衡—对国家控制宗教的拒绝和对宗教窃夺国家的抵制。

法国是唯一一个在宪法中宣布其世俗本质的欧洲国家。而德国的基本法提到了上帝，爱尔兰的宪法也提到了“圣三一”。欧洲各国的政教关系颇为缤纷。一些国家建立了国家教会（英国、丹麦、芬兰、希腊），另一些，如法国，则主张世俗化。还有一些将政教分离和对某些教派的特殊待遇结合（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瑞典和葡萄牙），或给予相应的承认（德国、比利时、奥地利和卢森堡）。但在现实中，欧盟国家之间的共同点比我们能从这些差异中领会的要多。

近几年，法国作为一个世俗国家的愿景由于伊斯兰教日渐增强的影响力而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至少就教徒的人数而言，伊斯兰教俨然已是法国的“第二”宗教。为了帮助伊斯兰教在法国的各大教派中找到一席之地，国家鼓励创建一个代表所有法国穆斯林社团的机构。在近十年中，关于穆斯林女学生带头巾的辩论引起了新一轮关于政教分离含义的争议。大多数的法国教师将佩带头巾看作是以考问学校的宗教中立性为目的的有组织运动—甚至是在质疑启蒙运动的原则，就像罗马天主教会在几个世纪前所作的那样。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挑衅激发了立法者们的行动，他们担心教育体系内会出现团体分化。在历经两年的试验之后，这一对法国laïcité至上原则的更新重申似乎取得了无可辩驳的成功。

更近的一段时期，关于修改1905年法律的呼声又高涨起来。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一些具体困难，例如怎样为建造穆斯林清真寺融资。法国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偏又使得本已两极化的争论更为激烈。

因此，这场辩论中再次充满了危险。1905年法律标志着一场不能再发生的分裂战争的平息。法国没有空间再进行一场新的宗教战争。的确，相较于其他民主国家，官方的政教分离似乎不再是另一项法国式的特立独行。相反，政教分离—不论其具体的法律框架为何—和民主是相互交织的。它们的这种关系必须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