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爆炸式的经济增长无疑依赖了世界经济。但它急剧改变了全球生产链并且挑战全球贸易体系。如果中国在以后二十年中继续维持其增长势头，全球体系将面临巨大挑战。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全球体系是否会忍受中国带来的不平衡，而在于评估这种不平衡有多么严重。

过去几年里，世界对于美国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以及试图让中国允许人民币更为自由地针对美元浮动而忧心忡忡。相比之下，中国认为其经济增长需要稳定的货币，并且即使在今年七月人民币上浮2.1％，也并不想要引入更为灵活的汇率体系，而是等候结构性问题得以缓解。中国想要为此制定一个时间表极为困难。

实际上，尽管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但是由于政治上的约束，其国内部门的结构性调整却放慢了。银行体系仍然不够健康而且弱不禁风；资本市场则病入膏肓。

私营部门的增长由于无法投资于政府目前仍然垄断的经济部门而裹足不前。地区以及城乡差异突出限制了家庭消费增长，增加了经济对出口和外资的依赖。

正如乐观人士所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鞋类、服装以及微波炉的廉价组装场。现在，中国自在为成为更为尖端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全球性大国而奠定基础。几十亿美元正在流入汽车、钢铁、化工以及高技术电子工厂，从而为中国变成高端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做准备。

尽管有人主张全球贸易体系必须为崛起的中国（以及印度）提供更大的空间，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为了维持出口型增长，中国必须解决其国内经济部门中庞大的结构性问题。对于这些部门而言，过去十年中由投资带动的快速增长造成了生产能力大量过剩，由于价格战挤压了利润并刺激了房地产投机，反映出的是通货紧缩压力，银行体系的坏帐急剧上升。

推迟结构性改革最终会限制经济增长，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存在相似的问题，其投资与增长的关系威胁了宏观经济稳定。这一点只要看看发生在2003年和2004年的经济过热就可以知道。

确实，中国在出口拉动增长的条件下面临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艰巨挑战，其对世界其他地方有着巨大影响。鉴于中国国土庞大，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宏观经济不稳将会加剧全球基本商品和原料价格的不稳定。

但是，政治现实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偏好于短期快速经济增长胜过长期经济表现所需要的结构性改革。巩固财政的要求以及突然关闭和重组效率低下的银行及国有企业毕竟会对短期增长踩急刹车，威胁到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

这也是为何中资企业近年来不断努力走向世界的原因。“走出去”战略正越来越被视为解决国内结构性复杂问题的替代手段。

但是，这一战略的代价昂贵，正如二十年前的日本一样。日本做法的主要教训是发动海外收购狂潮，结果破坏了现存的国际利益平衡，从而造成于世界各国关系紧张，而与此同时却隐藏了国内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而陷入僵局。

中国如能避免这一战略将会大有益处。集中精力处理结构性改革会减少因中国的崛起而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担心，同时赢得国际工商界的赞誉。这样做，中国不仅不会令全球性公司及其所在国忧心忡忡，而且会在国外维持强大的政治资源的支持以及获得继续发展所需要的投资流入。

从经济意义上说，中国别无选择。它必须消除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快速发展道路上的结构性障碍。归根到底，要实现真正安全的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需要依托一个广大的国内消费的基础支撑。

当然，调整与中国经济崛起息息相关的全球性不平衡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因为这样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受到美国的欢迎。中国严肃对待国内结构性改革也是中国自己乃至世界的长久利益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