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密欧·约翰逊将爱国主义称为“恶棍的最后避难所”。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又怎么看待今天日益高涨的经济国家主义，这种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经济爱国主义”的现象呢？

的确，经济国家主义目前甚嚣尘上。民众对一家迪拜公司收购美国港口的计划的普遍强烈反对，着实让美国政府吃了一惊。本国银行易主外资也在波兰引发了民粹主义的强烈反弹。法国正在阻止意大利电力公司Enel对其公用事业的收购。法国还和其他欧洲国家政府一起积极阻挠一家荷兰公司对卢森堡的Arcelor钢铁公司的收购。而这家荷兰公司是由一位印度钢铁业巨子控股的。

这些命运多舛的跨国收购的捍卫者们在惴惴不安中嗅到了20世纪最险恶的历史重演的气息。一位出离愤怒的意大利部长警告说民粹国家主义在“1914年8月”的情景中蠢蠢欲动。而更好的类比则是来自于1930年代：在1933年，也就是希特勒掌权的那一年，当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自足” (national self-sufficiency) 的理念。

1914年和1933年的两种类比都指出了目前的争论最显著的特点：关于安全的担忧在保护主义合理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只要国外的所有人是一家英国公司，那么就没有人担心美国港口的归属问题；这种新的恐惧反映了一种观点，即迪拜可能成为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利用的渠道。

无独有偶，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关系恶化的标志就是各国政府日渐将经济学作为权力政治的工具的倾向。在1911年，摩洛哥外交危机伴随着法国对德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攻击而发生。在1930年代，法、德两国都采用了这种手段来巩固其自身的安全。美国则企图通过限制日本的能源（特别是石油）进口来控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

美国对其安全日渐增强的担心最显著的一个原因就是2001年9月恐怖袭击以来，它所面临的恐怖主义挑战。但这一理由却完全不能解释欧洲的紧张和保护主义反应。

对于欧洲的情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第一种，就是认为新的担忧是心理干预的奇特表现。在法国人和波兰人由于担心国力衰落，所以总是企图找到国外的原由来顶罪。

这样的情绪在1930年代当然不鲜见。当时的民粹主义观点将“大萧条”归咎于险恶的“国际资本”。这种解释的现代版认为世界瞬息万变，使得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身份受到威胁。

另一种解释则认为这些恐惧源自一个真正的问题。在几乎每一个发达工业国家，现代经济增长仍然依赖进口的能源（挪威是个例外）。由于对污染或是原子能的安全性的担心，大多数国家都忽视了打造自身的能源供给能力。

由此带来的脆弱性集中体现在今年一月俄罗斯削减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事件上。它使得输往中欧和西欧的天然气也有所减少。这一经历使波兰人变得特别神经过敏，继而推动该国的人民主义右翼政府走上了经济国家主义的道路。但西欧人对电网瘫痪和大面积停电都有切肤之痛。在面临电网瘫痪的时候，一家意大利公司是更倾向于停止向法国消费者供电，还是停止向意大利消费者供电呢？

对于经济国家主义来源的这两种解释，一种是非理性的，另一种则不是。这两者都不能真正地说明问题，但却描绘了一种相互交织的反应：恐惧越理性，它就越容易沦为政治工具。

恐惧引发对国家行为的需求。政客们喜欢这样，因为它可以提升人们对他们的服务需求。他们指出潜在的问题，然后就试图在国家定义的能力范围内推销他们的解决之道。

有一位现代政客特别擅长于将对能源供应的紧张心态置于新政治愿景的中心地位。据弗拉季米尔·普京称，出于对能源供应的控制和保障的需求，国家有理由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广泛干预。

普京显然可以用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来的一系列后遗症为自己的政治愿景辩护。自那以后，普京就大力推行其政治化能源的愿景。这不仅仅使俄罗斯人捏了一把汗，也使所有欧洲人为之紧张。此举巩固了普京在俄罗斯的势力。但在其他国家，普京的效仿者似乎还大有人在。

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已经在限制性政策影响下遭受效益损失的市场。这些限制都源自经济国家主义。然而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对市场崩溃和市场操纵的恐惧所引发的对（国家）行为的需求。恰恰是这种行为更容易引起市场崩溃。恐惧所激发的对更强安全感的需求最终会让市场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