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在1990年代历尽艰难实施的重建现在正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无独有偶：根据联合国及几项独立研究显示，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国家大多都有50%的可能性会重新陷入战乱。的确，在东帝汶、伊拉克、阿富汗、科索沃和其他许多国家，向和平的过渡似乎正在失败。

同样，在其它许多正进行重建的国家也有未完成的任务。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刚结束了它40年来的第一次选举。在非洲大湖区（可能是这片大陆上最暴力的地区）的稳定将依赖与其过渡和重建的成功。

当战争结束以后，各国都面临多方面的过渡。对国民而言，暴力必须让位于安全；无法无天和政治排除必须让位于法制和民享政府；种族、宗教或社会阶级/等级分化必须由民族和解取代；千疮百孔的战争经济必须转型为健全的市场经济，从而让普通民众能够安身立命。

这多项任务使得经济重建和“常规发展”有了根本性的不同。要想成功，这种向和平的过渡就必须要遣散军队、解除武装并使从前的战士重新融入社会，以及进行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重建和恢复。

要实现这些远景，在和平与发展目标产生矛盾的情况下，前者就应重于后者。通常，最优的经济政策和最佳的实现方式是不具操作性—甚至是不合时宜的。这也意味着与和平相关的项目应该在预算分配上优先。

当然，政府的合法性或其他政策制定机构会决定具体的经济政策。一个软弱的过渡时期政府—或外来占领方的权力机构—不应该试图实施诸如国家资源私有化这样的政策，尤其在这样做可能引发政治对抗的情况下。

的确，过早的私有化本身很可能具有破坏性，因为产权在一段时间内仍会是个问题。因此，我们就需要一种新的准绳来衡量成功。判定相关项目的成功与否必须看它们是否为和平与和解做出贡献，而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上考量。

例如，萨尔瓦多卓有成效的遣散军队与和解确保了该国在经历了1980年代惨烈的内战之后，和平得以巩固。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不顾向和平过渡进程中政治的重要性已经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黎巴嫩未能有效实现遣散武装及派系和解（尽管真主党已经转型为一个政治党派，但却仍保留着武装）意味着在和平的表征之下，交战状态依然存在。同样，安哥拉和海地和平进程的崩溃以及柬埔寨和尼加拉瓜在1990年代的种种挫折都反映了他们在遣散军队和政治统一上的失败。

表面上看，联合国似乎是领导重建的理想机构，因为和世界银行等发展机构不同，它能够整合政治和经济目标—这两个向和平过渡过程的对等部分。然而，联合国却屡次证明自己担负不起这样的责任。例如，在科索沃，科索沃解放军在向一支和平武装转变的若干年里就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因素。如果关于该省最后地位的决议没有使其独立，那么联合国可能最终会为这一项目感到后悔。

另外，把向和平过渡当作“常规发展”对待的做法在东帝汶也造成了新的暴力情况。而联合国还曾一度将该国鼓吹为成功的实例。对“帝汶海”(Timor Gap) 丰富油气资源的商业开采本可以有力地推动该国的重建，并为30%的失业劳力大军创造工作机会。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力鼓动下，东帝汶却创建了一支挪威式的，未雨绸缪的“石油基金”。但对它来说，现在就正是风雨无常的时期。

伊拉克在不分主次所造成的危险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过早地对伊拉克石油工业实行私有化被证明是灾难性的。此举令许多伊拉克人确信美国占领者肯定是要“偷窃”他们国家的宝藏，从而为暴力对抗火上浇油。的确，私有化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政策选择，因为它是注定行不通的：在合法的伊拉克政府接管政权之后，产权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投资者明显对购买相关资产不感兴趣。这也是科索沃面临的投资困境。

但美国却并未吸取教训。在内战爆发的边缘，伊拉克刚宣布对其外债实施重组。伊拉克现政府非但没有在本可能有助于巩固和平的地区改善服务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在美国的授意下，将成百上千万的美元支付给参与这项重组计划的投资银行、会计事务所和法律顾问。

除非政策制定者们着力实行政治和解与统一—而不是最优的经济政策—这一重中之重，否则任何向和平过渡的进程都会夭折。尽管屡战屡败，但联合国很可能还是监督这些进程的首选机构。但战后各国所面临的任务的复杂性更凸显出了赋予联合国担当重任的能力这一急迫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