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希腊债务危机引发了诸多对追问，质疑如不推行一场近乎异想天开的财政政策中央集权的话，欧元这种货币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既然各国政府在国际信用市场的不负责任借款行为需要有同样不负责任的贷款行为才能实现，那么银行监管者只需叫停那些受监管金融机构的这类借款行为就行了。

在许多方面来说，贷款给外国政府都要承受更大的内在风险，甚至比不安全的私人债务或者垃圾债券危险得多。私人借款者通常需要提供房屋等担保物，而这些担保物又减低了贷款者的风险，何况对失去抵押资产的忧虑也会促使借款者谨慎行事。

但是政府可提供不了担保物，而它们还债的基本激励因素——对被国际信贷市场所抛弃的恐惧——其实源自于一个荒谬的依赖行为：只有那些长期无法用国内税收或者国债来满足自身支出需求的政府才会向国外大举借钱。而对那些海外贷款者的渴求往往根源于这些国家内部某些根深蒂固的治理失败问题。

商业债务通常都会附带一些防止借款人狗急跳墙的限制条款。贷款或者债券协议书通常都要求借款者同意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股票或者现金。而另一方面政府债券却没有这类契约。

同理，私人借款者如果为了获取银行贷款而瞒报自身财务状况将面临牢狱之灾。而证券法也规定企业债券的发行者必须列明所有潜在风险。相比之下，政府就算大肆隐瞒实际经济状况或者操纵审计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正如我们在希腊政府身上看到的那样。

当私人借款者无力还贷时，破产法庭会执行一个破产或重组程序，务必使最高风险的借贷者都不至于血本无归。但却没有任何程序能够终止一个国家或者法定区域来重组其债务。更糟糕的是，这些国家的海外债务往往都与一个超出自身控制能力之外的货币挂钩。因此通过贬值该货币来逐步且无形地减轻债务负担的做法往往无法实现。

收税的权力似乎能令政府债务看上去风险较低，因为私人借款者无法确保一定会有收益或者工资来偿还自身债务。但收税权也有实际操作上的限制，而政府要求下一代公民来偿还现今债务的道德和法律权力也饱受质疑。

因此借款给国家所冒的风险堪称深不可测，应该由那些愿意承担这些后果的特殊市场参与者来承担。历史上主权贷款都是一些勇敢贷款者的专利，他们精于讨价还价，也不缺治国手腕。甚至要求用港口或者铁路来作为贷款抵押物——或者动用军事力量来确保对方还贷——都不乏先例。

而1970年代以后主权借贷行为逐渐制度化。花旗银行——其总裁沃尔特·李斯顿有句名言说国家不会破产——先拔头筹，从那些不可靠的政权手里回收了大量石油美元。这种方式比传统的贷款获利更加丰厚：一些银行家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放出大量贷款——除了一个细节：那些积累了低成本借款的政府有时确实会赖帐。

随后的《巴塞尔协议》又增大了各大银行对政府债券的胃口，因为协议认定这些债券是无风险的。由于只需要拨备很少一部分资本作为杠杆，所以这些银行都积累了大量来自希腊等国的相对高回报政府债券。但当这些债券被评级机构捧到天上的时候，为何没有人去客观地评价这些高风险且无法强制履行的还款责任呢？

银行对主权借款人的贷款已经成为了一个双重悲剧，并导致了过度负债——尤其是那些政府不负责任或者腐败的国家。同时由于大多数风险都由银行（而非对冲基金）这种对金融支付系统起核心润滑作用的机构来承担，所以一个主权债务危机往往会造成大范围冲击。正如希腊人的恶行不仅影响了自己，还危及到整个欧洲的福祉。

而打破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联系的解决方案其实相当直接：限制银行只能向那些确认真正有还款意愿和能力的政府贷款。这意味着不再有跨国主权债务（或者类似用担保债务凭证这样的复杂金融工具）。

这一简单的规则不需要欧洲财政安排的复杂重整，也不需要创立新的超国家实体。它将使各国的海外融资变得困难，但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堪称一个善果，而不是一个负担。此外，减少政府与国际信贷（以及因此带来更多的财政负担）之间的联系将为那些企业和生产型贷款者带来更多的帮助。

这类限制虽然无助于缓解目前葡萄牙、爱尔兰，希腊或者西班牙等国所遭遇的危机。但对欧洲乃至全世界来说，也是时候停止在短期方案之间纠缠不休，并应对真正的结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