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世界先进国家而言，一项关键的挑战就是在不削弱已有的经济动力的情况下扩大经济和社会包容。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的问题更为突出，而其选择则更为有限。确实，这些国家面临双重挑战，也就是建立富有活力的经济并且与此同时促进经济和社会包容。没有这两项因素，民族和解就遥遥无期。

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排斥在全社会造成很大的成本，决策者们必须采用有效而又具有针对性的手段处理这些问题。例如，缺少工作机会经常会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远离工作并依赖于毒品和犯罪。如此，社会就需要支付预防犯罪以及实施司法的成本。

正如许多人士所指出的那样，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并不会促进包容。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里的福利项目经常由于减少工作激励并且创造一种依赖文化而增加失业。最低工资法律以及劳动协议经常让守法的雇主无法支付最没有生产效率的工人。那么，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是私营部门中给这些工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

具体而言，降低雇佣低技能的全职工人成本的工资补贴项目有可能让公司雇用这些工人更有吸引力。与此同时，在职培训可能让这一项目对于工人们和社会整体具有吸引力。由于降低失业率不仅会降低公共治安费用，而且也会减少福利项目的需要。因此，政府有能力支付这些补贴的费用。

在摆脱战乱或者其他冲突的国家中，如果经济停滞，包容的努力就会没有效果。没有活力和包容，通向和平的道路就会迷惘。近年来科索沃、东帝汶、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其他许多非洲国家都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战后的转型就要求鼓励经济活力和包容的政策同步进行。经济复苏需要尽早开始，这不仅仅是由于这对于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极为重要，而且是因为除非这些国家创造一种有利于确保可持续的环境，否则，捐助国家不愿意支持经济复兴。在政治、社会以及机制乱局中，以及冲突所留下的对人力和实物基础设施的巨大破坏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就异常艰难。

这些饱经战乱之苦的经济中的决策是独一无二的。大多数后冲突国家受到财政紧张之苦，从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提供本国自己资助的补贴。

而且，在“正常”发展中国家稳定的外国援助在那些经历从战争到和平转型的国家中会大幅上升。在许多情况下，冲突后的援助在冲突结束后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对于人均和受援经济规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这种援助通常会很快下降。

例如，正常发展进程中的低收入国家比较稳定地接受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3％的正式外国援助。与此相比，卢旺达冲突结束后，援助马上达到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95％，但是在五年之内下降到20％。

除非创造就业机会、经济迅速得到稳定并且走上低通胀的投资和增长之路，否则，暴力冲突后巩固和平就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联合国估计，如果经济重建在促进活力和包容方面失败，转向和平的国家回到战争的可能性甚至更大一些。

且不谈牺牲人命的代价，如果国家重新回到冲突之中，与其所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军事干预以及维和行动相比，维持和平的经济代价只是一小部分。所以，在和平期间有效地予以资助是援助国资源的良好投资以及防止冲突的主要因素。

但是，援助国家需要避免某些常见的错误。在许多情况下，部分是由于援助国要求使用其自己的国民或者公司，因此经济重建失败。这一政策通常导致受援国所不需要的项目，并且聘用了外国专家来执行那些本国国民可以胜任而且本应执行的任务。通过向国内公司提供工资补贴用于雇用低技能的工人，援助国家就可以提高其援助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从而支持由本国国民主导的重建和预防冲突。

鉴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当地的商人可以决定在构成战后局势特点的不确定以及高风险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创造就业、重新把原先的战斗人员融入到生产性活动、从社会保障网络项目节省下来的资金以及改善公共治安所带来的优势将会是众多的。这种援助还将会为政权从人民中提供政治支持。这些人民对促进就业的政策感恩戴德。

与此同时，这一政策既不会有政府资助的补贴所带来的财政成本，也不会有政府提供补贴后减少补贴的难度。赠款支持的补贴在一定时间内有效，而在援助项目到期的时候援助国逐渐予以取消。而且，这样的补贴将会帮助重新激活私营部门。这对于在正常发展条件下冲突后大规模援助减少到低水平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