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们知道表现出退缩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使敌人振奋而令盟友畏缩。一个强国还知道如果它发动一场没有既定目标的军事冒险，就可能会陷入大麻烦之中。这些大国们了然于胸的道理对于陷入重围的以色列更是适用。它未能解除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有生力量。但黎巴嫩战争的失败却可能为和平提供了一个机会，就看以色列是否有勇气把握住它。

国际社会在开罗和德黑兰之间的地区有两个首要的目标：维持更广泛的中东地区的和平以便让石油能够通过波斯湾畅流无阻；朝和解的方向引导巴以冲突从而确保以色列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的安全，同时也满足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国家的合法心愿。这两个问题长期以来就是彼此关联的，而现在的关键环节则是巴萨尔·阿萨德总统领导下的叙利亚。

在备受孤立而急需盟友的情况下，叙利亚一直在帮助伊朗寻求地区霸权。自从黎巴嫩在去年的“雪松革命”中将叙利亚驱逐以来，叙利亚人就一直企图将其重新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支持真主党—并帮助伊朗运送武器—因为纳斯鲁拉的突击部队制约着贝鲁特的政府。叙利亚人还喜欢将自己标榜为巴勒斯坦事业在阿拉伯世界的最后一个真正捍卫者。

简言之，由于自身地理位置、与伊朗的联系机伊朗提供的武器和残暴的社会党政权，叙利亚已经成为地中海和波斯湾之间事态发展的关键。为了确保黎巴嫩的安全并使哈马斯能重新与以色列谈判，叙利亚才是以色列和美国迟早必须面对的难题。

叙利亚的立场和利益因该使它能够接受某种协议。当然，叙利亚仍然坚持“大叙利亚”信念并从未真正接受黎巴嫩的主权地位。叙利亚的情报机构和军队—自1976年以来就驻扎在黎巴嫩—完全是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才于2005年被迫撤离。因此，走私收入在去年损失了10亿美金，而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从前都被叙利亚军方收入囊中。许多发射到以色列的真主党火箭上都印有叙利亚国防部的标记。

尽管如此，叙利亚却有一个足以救赎自身的特点：它是一个在传统上厌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世俗国家。的确，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巴萨尔·阿萨德的父亲于1982年在哈马屠杀了近38，000名以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为主的穆斯林兄弟会起义军士兵。今天，社会党统治集团中的部分人也对叙利亚和神权政治的伊朗及伊斯兰主义的真主党日渐加深的联盟关系而忧心忡忡。

这个联盟反映出的是恐惧而不是承诺。温和的逊尼派海湾阿拉伯众酋长国由于怀疑该地区日渐增长的什叶派势力和伊朗的领土收复主义，已经以叙利亚与伊朗的阿亚图拉们联盟为由停止支持其经济发展。在被美国贴上“邪恶轴心”的标签后，叙利亚发现沙特的财政援助也日渐干涸。它还担心由于批准与欧盟的《联合协定》将会带来的贸易利益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

叙利亚与伊朗的勉强联盟及其所处的经济困境，为以色列和西方提供了许多值得试探的机会。但叙利亚可能会需要什么呢？像大多数的阿拉伯人一样，巴萨尔·阿萨德从巴勒斯坦的遭遇所激起的泛阿拉伯的愤怒的层面上来看待以色列，但同时他也看到机会，能够通过在任何和解方案中留下自己的烙印的方式，利用巴勒斯坦人来强化其政权的力量。

和其父一样，阿萨德是谨慎的。只要埃及保持中立，他就不大可能会与以色列再进行一场战争，更别说与美国或美以联军的战争。

最大的谜题是阿萨德想从黎巴嫩得到什么。如果他目的是一个将叙利亚的真正安全作为重要考量的贝鲁特政府，那么以色列是可能同意的。另外，由于叙利亚在前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害事件中的参与，激起了黎巴嫩人，特别是马龙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的广泛厌恶。这就意味着黎巴嫩不大可能会再变得百依百顺—除非真主党掌权。

以色列现在面临三种方案：退缩并佯装强硬；依旧我行我素，并寄望于事态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或试图将叙利亚同伊朗和真主党剥离开来。最后一种方案是唯一能够阻止伊斯兰主义在中东泛滥的方案。但是把叙利亚拉出伊朗的怀抱意味着终究要重新提出戈兰高地的问题。

就阿萨德立场的暧昧来看，与叙利亚达成协定并非不可能。在以色列/美国一边，这协定将包括承认叙利亚在黎巴嫩有安全利益。如果叙利亚接受黎巴嫩的主权地位，并且出力迫使真主党放弃武力成为一支政治党派，那么以色列和美国就应当劝服黎巴嫩政府在安全问题上和叙利亚互相商榷。对于叙利亚而言，一份和平协定还会包括叙利亚对解决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的问题的谅解，即解决手段应该是谈判而不是战争。

这样的外交机会可能使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难以接受，更别说让让他向以色列民众解释了。因此，美国和欧盟必须帮助他做出正确的决定。

美国和以色列必须放下拒绝与叙利亚谈判的姿态。的确，给备受孤立的叙利亚政权一些安慰的时机已经成熟。要让其明白封锁真主党的军备，阻止伊斯兰好战分子进入伊拉克并改善自身触目惊心的人权记录会给它带来外交和经济上的实惠，其中包括强化与欧盟的联合协定。

通过与敌人的沟通，以色列也能获益良多。在意识到其在火箭袭击下的脆弱性后，以色列明白它需要成为一个不受外来侵扰、可以防卫的国家。消除来自叙利亚的威胁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