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全球性浪潮中的赢家是一些小国家，例如新西兰、智利、迪拜、芬兰、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以及斯洛伐克。将自身推到世界经济中心舞台的东亚猛虎也是些小国家，某些国家例如新加坡、台湾或者香港干脆都不被视为国家。即使是相比之下是巨人的南韩也只是半个国家。

这样的国家容易受到冲击，而历史上不乏成功的全球化小国由于权力政治而衰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国家，荷兰共和国或者二十世纪的黎巴嫩以及科威特都是如此。贫穷大国邻国们嫉妒小国的成功，迫不及待地想要侵占它们的资产，而对这样的侵占实际上摧毁财富和动力的源泉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因而小国经常变成它们的受害者。

在纯粹的全球化世界中小国表现最佳，那是因为它们更为灵活，可以更为容易地适应变化的市场。小国在公共政策调整上更为出色，释放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建立坚实的竞争框架并且便利跨边境的收购和兼并。

主要欧洲大陆经济体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与北欧和中欧较小但是更为具有活力的经济体相比表现欠佳。最近对此所做的分析中，这样的规划的迫切性突出出来。但是，与此同时，小国家也更有可能成功地维护福利国家的关键方面。

大国不可避免地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控制经济，因此也就更为受到诱惑实行干预来应对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在小国环境中，强制实行稠密的控制措施有可能导致丧失移动的生产要素，而在大国中，劳动力和资本流失是困难的。

在国际舞台上，大国试图制订国际规则，而且经常在宣称它们有能力规划更大的世界的基础上建立其国内合法性。也就是说，它们采用法国思想家们所说的“操控全球化”的思路来考虑问题。这些国家并不大体上接受有待改善的国际体制，而是认为它们可以利用它们的实力来改变规则为我所用。

大约在2000年，小国的紧张和担心开始增加。伊拉克战争、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寻找能源以及俄国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上凸显自身突出了这一新的政治现实。

在当今世界中，好像新的赢家是那些人口众多、增长迅速的大国，也就是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即所谓的“BRICs”国家)，外加美国。这些富有活力的巨人们用潜在的低成本竞争、廉价产品以及外包服务来恐吓工业化国家中富有的人口。

这些BRICs国家(我们也可以把它们换成巨大帝国们称呼)更为容易地发挥实力，但是它们还要发挥实力来弥补其弱点。它们有自身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它们有可能更像是传统大国那样办事，而且试图规划全球化而非仅仅作为不可避免的过程而接受全球化。

至少有三个明显的漏洞侵害这些全球化大国，其程度要超过那些过去表现优异的全球化小国。首先，人口众多的国家必须在与国际市场接触的时候融汇其贫穷而又教育薄弱的底层人口(在中国和印度主要是农村人口)。

第二，中国和俄国的金融体系缺乏透明，而巴西和印度则在金融领域尚有待开发，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就存在风险，而金融危机的可能会增加。

第三，俄国已经面临人口减少、老龄化而且疾病增加。中国从2040年起几乎肯定会面临日本那样的人口减少，这是其一胎政策迟来的后果。

地缘政治存在缺陷的大国在过去是不稳定的缘由(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就是明显的例子)，而且有理由看到它们在二十一世纪带来更大的风险。但是目前，这些国家毫无疑问具有强大的实力。

结果就是，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这些国家将会寻找补偿实力、军事和战略影响力以及威望来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方式。九十年代，冷战刚刚结束后的一个短暂时间，世界看似好像会永久和平，不会受到国力的困扰，这一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一希望马上被证明是虚幻的。确实，许多评论家都被紧张局势重返国际体系的速度所震惊。尽管许多人批评美国的行为，但是这些紧张局势实际上是被国际政治中的新逻辑所鼓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