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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权力

12月21日,意大利医生马里奥·列奇关闭了维持韦尔比生命的呼吸机。韦尔比此前饱受肌肉萎缩折磨并导致瘫痪,又在意大利法庭上力争死亡的权力未果。在列奇给他镇静剂并关闭呼吸机后,韦尔比向妻子、朋友和医生说了三遍“谢谢”,45分钟过后,他与世长辞。

韦尔比要求死亡一事在意大利有诸多报道,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清楚列奇是否将会面临指控。至少有一位意大利政治家呼吁以杀人罪逮捕他。

韦尔比提出了需要澄清的两大问题。第一,人们是否有权拒绝维持生命的医疗手段?第二,自愿的安乐死是否在道德上合情合理?

病人的同意应该是一切医疗手段的前提,只要这个病人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并且处于可以自己做决定的状态。强迫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接受他不愿接受的医疗手段,就等同于侵犯人身罪。我们也许会想,这个病人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但我们应该尊重他或她的决定。这样的权力已经被很多国家承认,但显然没有在意大利被承认。

即便罗马天主教会在很长时间以来也认为没有义务使用“特殊”或者“不成比例”的手段以维持生命——这一观点重申了1980年由传信会颁布并由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认可的《关于安乐死之宣言》 。这一宣言中称拒绝成为负担的医疗手段“并不等于自杀”。相反,这样的拒绝“应被视为是对于人类状态的一种接受,或者是对不当治疗可能引起的结果的回避,或者是不给家庭或者群体造成更多负担的一种愿望。”

这种描述很适用于韦尔比的决定。在这一事件中,列奇做了任何人都可能为韦尔比做的事,因为韦尔比已经瘫痪,无法自己拒绝这种成为负担的医疗手段。

如果韦尔比的例子符合罗马天主教的教义,那么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亦即罗马天主教育如此的教义是否恰当?如果不能治愈的病人可以拒绝成为负担的治疗,并知道这种拒绝将导致其死亡,那为什么不能治愈的病人不要求维持生命,并认为这种疾病本身就是生命的负担,但却无法得到帮助来摆脱这种负担?

罗马天主教的辩护者们会说,在后一种情况里,病人想要终止生命,这是错误的。而在前一种情况里,病人只是想避免治疗所带来的额外负担。死亡显然是避免这种负担所可以预见的结果,但只是病人并不希望的一个副作用罢了。如果病人可以避免负担又能继续生存,他一定会如此选择。他们也许会说,不应该帮助韦尔比死亡,因为他公开说希望去死,而并没有说他希望避免成为负担的治疗。

这种区分的界限非常模糊。在两种情况下,病人都是在知道的情况下选择一种可以导致他们死亡的行为,而没有选择去延长他们已成负担的生命。强调了狭义的拒绝带来负担的治疗手段,而没有强调这一选择更广阔的涵义,罗马天主教会确实避免了不人道的涵义,亦即病人必须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不管这有多痛苦有多高的代价。但这一做法与教会做极力反对的辅助自杀以及自愿安乐死确实有出入的。

很多国家接受拒绝医疗手段的权力。但仅在荷兰、比利时、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才允许医生停止维持生命的治疗,以帮助病人结束他们的生命。

尤其针对荷兰,已经有很激烈的诋毁运动。批评者们宣称,自愿安乐死的合法话将会导致人们对医疗行业缺乏信任并引发各种其他的严重结果。但是,如果这些说法属实,没有一个来自荷兰。自从自愿安乐死合法化以后,荷兰政府换届,但却没有取消自愿安乐死的任何努力。显然没有取消安乐死的公众支持。

荷兰人知道自愿安乐死在他们国家里的实施情况,他们知道合法的安乐死改进了而不是危害了他们的医疗。他们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死亡,如果他们希望并且需要的话。难道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一种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