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

在银装素裹的基辅，我怀着喜悦和钦佩之情观看了发生在开罗和突尼斯的成功革命。埃及人和突尼斯人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推翻专制的政权，对此，他们有资格感到自豪。但作为一个曾领导过一场非暴力革命的人，我希望这种骄傲的情绪要用务实的态度加以抑制。要建立一个有法律体系支撑的民主体制，改变政权仅仅是第一步。事实上，如我的祖国乌克兰现在已经证明，革命的兴奋消退而正常的生活回来后，民主革命可以受到背叛，走上一条回头之路。

乌克兰的经历给埃及和突尼斯民主人士的第一个教训就是，选举并非就能代表民主。毕竟，如果自由的敌人用选举的办法来巩固其反民主的计划怎么办？如果旧政权的人物，或者是旧政权的少数激进的核心骨干假装接受民主模式，而目的只是劫持新生的民主又该如何？

在今日的乌克兰，这些都不只是抽象的问题。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6年后，不仅是我祖国的民主受到了威胁，而且法治被系统地扭曲了，我们的民族独立成了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事实上，作为非暴力地终止橙色革命而达成协议的部分条件，乌克兰建立了混合总统与议会制，这种制度现在已经被掏空，目的是将所有的政治权力集中到一个所谓的民选总统的手中。

当然，乌克兰的困境并不意味着埃及和突尼斯人民应该摒弃进行自由选举的呼吁。人民的意愿确实需要通过投票箱来表达出来。但单靠选举不能解决突尼斯与埃及面临的政治问题。特别是，选举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自由的秩序和开放的社会。

为了使选举真正产生效果，选举之前必须先进行广泛的辩论，在这场政治争论中，有进攻，也有防守，并最终体现在在成立思想上一致的政党组织上。只有当选民知道他们赞同的选项是什么，才能真正得出民主的意见。无论是谁，如果拒绝公开他（她）掌权后的打算（或如乌克兰现任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去年与我竞选总统期间那样撒谎）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公民们冒着生命危险而建立的民主的支持者。

此外，民主必须植根于法律体系之内。必须建立对政坛上的每个人都具有约束力的公认规则，谁不接受或服从这些规则就要被取消上台的资格。亚努科维奇赤裸裸的企图劫持促成了橙色革命的选举，他的所作所为本该使他失去今后的竞选资格。但事实上他却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现在，亚努科维奇作为总统，他的原始本能是如卡尔·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将宪法与法律视为一种感情、迷信及私人利益无意中合理化了的混合物。窃取选举成果、压制投票人和蔑视法律制度的行为完全是站在了民主的对立面。具有这些行为的人必须被视为民主的敌人，也必须把他们作为敌人来对待。

第二个教训来自于下述事实。由民主选举产生一个政府并不等于自由事业就取得了胜利。其他国家不能对（乌克兰）独裁专制的倒退现象视而不见。然而，如今不仅许多乌克兰的邻国对亚努科维奇扼杀乌克兰民主的行为缄默不语，而且一些国家公开为其政权强加的所谓“稳定”局面喝彩。几十年来，埃及与突尼斯人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为别人的稳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绝不会再次接受这种牺牲。

建设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有助于防止一场民主革命受到来自于内部的背叛。我们乌克兰人是在经历了严酷的共产党统治后才得出了这个真理。虽然共产主义可以时不时的与私有财产共存，有时还能与私营企业共存，但它不可能与公民社会共存。任何专制政权诞生之日起，它所发动的最致命攻击都是对准了公民社会。

在乌克兰，伴随着共产主义的失败，言论自由一夜之间就恢复了。但就如突尼斯和埃及人民很快就会知道一样，恢复公民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任务。这涉及到公民要以多种相互补充的方式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公民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脆弱的，甚至是一个神秘的社会形式，要经过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才能演变而成。这个社会的支柱是个人、志愿结成的社团组织、国家权力的下放和代表独立实体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它们必须从基层开始加以耐心培养。

在公民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所有问题最终都要靠居于社会顶端的“大人物”来解决。所以权力越是集中在中央，就越有可能使反民主的势力控制（或重新控制）一个国家。

当世界各地的人们为突尼斯和埃及民主的到来而拍手叫好之际，我们千万不要被民主的外表所蒙骗。让我们庆祝北非获得了自由和团结的精神。这种精神曾给乌克兰带来了自由，它将会再次光临我的祖国。让我们发誓我们的团结不会终止于我们国家的边界。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