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拯救金融体系是经济史上的一个怪异时刻，因为它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从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中获得最多利益的人--金融公司的大佬们。然而，在危机到来之前，财富的再分配（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税收与社会保障费用）却被认为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障碍。的确，团结的价值已经屈从于个人的“功绩”，而后者则是以人的收入多少来衡量的。

矛盾的是，这种情况的形成可以被归咎于两个积极的因素：民主的循序渐进使个人获得自由但同时也使人陷入孤立；福利体系的发展分担风险，并使得个人更加自主。有了这种孤立和自主，人们更加愿意相信，不论是福是祸，他们自己对自身的命运负责。 

 而难题也正在于此。个人自由和自主的获得恰恰是因为民主辩论后的集体决策，特别是那些确保每个人有机会享有教育、医疗等公共商品的决策。虽然社会连结感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它已经变得如此抽象，以至于那些得到命运眷顾的人极少感恩社会。他们相信自己所取得的地位完全是个人功绩使然而不是集体努力--国家资助的学校、大学等等--使他们能发挥自身的潜力。

当我们用金钱来衡量成功，那么个人收入的多少就没有了任何的道德局限。如果我的收入是你的十倍、一百倍或者一千倍，是因为我理应比你多赚十倍、一百倍或一千倍。 

我们通过功绩与技能赋予金钱内在价值。人性--自负和/或傲慢－最终完成这一过程。因此，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是无价之宝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能够几乎毫无阻碍地完成这一自我评价的中心场所就是金融市场。这里的金钱是抽象的－如黑格尔所说“抽象中的抽象”－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薪酬会脱离现实。

当然，在危机到来时，金融机构首先提出自主不现实，而且我们都是相互依靠的。毕竟，如若不然纳税人为何要拯救它们？ 

但现在同样是这些金融机构却正决定它们要我行我素了。于是昨日（危机前的）世界死而复生。全然不顾纳税人所遭受的风险，金融机构们利用拯救计划来恢复它们的赢利性，而它们损人利己的老习惯又开始死灰复燃。 

没有人应该对此感到意外。经济赌注使每个人都充分利用环境让利益最大化。拯救银行引发了一股兼并潮。如果这些银行已经因为过于庞大而不能破产，那么在它们变得更为庞大时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它们的市场影响力增加了，然而它们知道由于可能破产的严重系统性影响，自己不会面临风险。 

另外，它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信贷饥渴的经济，危机令许多公司身处险境，但这些公司的破产不会产生系统性影响。在如此没有竞争的市场上翻云覆雨真是交了好运。我认识的生意人中没有几个不利用这样的环境牟利； 老实说，一个也没有。

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宗教的自由市场教条，强化了这一信念：市场是有效率的，如果他们付我这么多钱（就最近的例子来看，很可能是笔令人难以置信的数额），那是因为我自己的效益值得了这个价。通过工作创造价值，我也间接并抽象地参与了创造公共利益，并由此获得奖励。 

但这个体系突然间崩溃了，价值的创造变成了毁灭，平行世界发生了冲撞。没有任何一个数学家能记得如此史无前例且令人叹为观止的结果：随着自主变成相互依赖（至少是在拯救中的短暂一刻），平行线相交了。因为经济与金融世界的联系是如此强烈，所谓平行世界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别无选择。

公众大开眼界；效益与连结之间的套利幻象淡去。这场危机提醒我们每个人对他人的亏欠，并揭示了一个我们很快忘却的道德真相：富人比穷人更能从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合作中所获得利益。 

从中我们可以出两个结论：首先，鉴于社会所提供的公共商品我们的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人。这就要求我们在决定最高薪酬时表现出更多的谦卑和克制，不是出于道德原因，而是为了这个体系的可持续性。 

 第二个结论是最富有特权的阶层从他人，特别是穷人的连结中获得了最多的利益。他们不能再抵赖后者的贡献。但你不要屏住呼吸指望他们同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