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巴黎——要抹去一个殖民帝国的过去有多难？突尼斯独立至今已有55个年头，而科特迪瓦也独立了51年，但法国却一再在这些国家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自然而然地，许多非洲人都不相信法国的举动仅仅是为了保护数千侨民，而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但其实所谓经济利益根本无足轻重，战略方面也早已名存实亡了。

奴隶制和殖民主义所称对这些国家所造成的伤害构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遗产。虽然这些地方的人民已经独立自主长达数十年，法国依然应尽一个友邦的责任，以防这些国家被法国国际政策所忽略，并要求其采取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

科特迪瓦坐拥大量农业资源（以及黄金，钻石和铁矿）；突尼斯拥有磷矿储量巨大；利比亚石油丰富；三国的气候也比较适宜，但却没有一个在独立后实现了经济腾飞，这是为何？

对此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伊曼努尔·托德（Emmanuel Todd）认为，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经济腾飞通常都会在一国50%以上民众脱离文盲后的60~70年后实现。此外，妇女平均结婚年龄越高，识字率的提升就越快。因为一位妇女单身生活并获取知识的时间越长，她的个体意识也越强，也越有能力将知识传授给子女们。

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是最早实现大规模识字的地区，并随之在数十年后实现了迅速经济增长。有些地方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约为23岁，但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妇女的结婚年龄仅为15岁。

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是三个民众对经济落后已经导致这一状况的独裁统治爆发大规模不满的显著例子。但其中的主要区别在于突尼斯和埃及的经济发展已经足以催生一个小规模的贸易和工薪阶层，不但以此发动了示威暴动，同时也有足够的成员数量来实现成功——至少成功驱逐了那些独裁者。

利比亚的情况则截然不同。由痛苦和食物短缺所催生的愤怒主要来自于底层民众而非中产阶级。反抗的力量太过有限，而政府军——一个穷人提升其社会地位的关键工具——依旧掌握在独裁者手中。反抗势力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取得胜利；暴动伊始，恐怖血腥的镇压就在意料之中。

科特迪瓦的情况也与北非地区不同。它的问题纯粹是当地，种族和宗教的。该国的第一任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et-Boigny）在1960年独立时上任并一直担任该职位直到1993年去世——他就任期间一直小心翼翼地构建一个代表所有部族的政府，同时也努力维护着南部天主教徒和北部穆斯林之间的平衡。

但乌弗埃-博瓦尼的继任者亨利·科南·贝迪埃（Henri Konan Bédié）既没有前任的才智，也缺乏足够的勇气。贝迪埃将自身的权力构建于天主教势力和部族成员制之上。还发明了一个关于科特迪瓦人身份（Ivoirité）的合法性概念，并以此将北部穆斯林视为外国人，因为他们的部族延伸到了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境内。

这一政策随即引发了潜在的冲突，导致罗伯特·古埃尔将军（Robert Gueï）在 1999年的一场军事政变后上台，但古埃尔仅仅在位三年即遭暗杀，使整个国家的冲突几乎发展到了内战边缘。

在这一紧张气氛下，北部的总统候选人阿拉萨内· 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一位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的穆斯林被剥夺了2005年总统大选的参选权。而来自南部的获胜者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又在2005年拒绝承认被瓦塔拉所击败，导致一系列暴力冲突，还引发了爆发长期内战以及发生潜在种族灭绝事件的担忧。

无论是在利比亚还是科特迪瓦，对平民的屠杀都是意料之内的。在两个事件中，巴黎当局和其他各国的难题都在于是否应当介入。其实最符合各国利益的做法都是袖手旁观，以便重新勾起其殖民历史（科特迪瓦尤甚于利比亚，因为意大利也曾是其欧洲殖民国）。但目前有数万名法国公民居住在科特迪瓦，法国政府必须保护他们的安全。

在利比亚，卡扎菲的滥用暴力使情况完全符合联合国安理会的管辖范围以及联合国最近宣布的“保护民众免遭其政府威胁的责任”。利比亚民众因此已经处于国际法的保护之下。只需要达成一个国际决定就能实现这一点。事实上，黎巴嫩对军事介入利比亚事务投下的赞成票不断提升了其政权的合法性，甚至令人怀疑其背后的伊朗都无法容忍利比亚当局的残暴了。

一旦下达了军事介入的决定，法国这个在地中海地区的第一军事强国就成为了介入国中最引人注目的国家——别忘了还有英美等其他有能力介入的国家。但不幸的是，国际上对武装保卫受威胁民众的行动却尚未达成一致。

而危险就在于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前帝国主义者依旧被怀疑为帝国主义者，而这使得国际法的实施仅仅像是一场权力游戏。这点在科特迪瓦尤其明显：是联合国明确要求法国这个唯一的外国存在去执行决议，承认瓦塔拉当选总统并废黜巴博。法国也相当完美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比如说逮捕了巴博并将其移交给瓦塔拉方面。内战也因此得以避免。

事实上，相信法国试图利用这些事件重建其往日帝国是极端愚蠢的。过去的帝国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如今的问题也已经和殖民帝国崩溃时的大不相同，并需要以一种非帝国主义者的行为方式去应对。如今真正需要的则是全世界人民都能确信：他们需要一个对和平和人权的有效国际监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