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有种老掉牙的对比认为，美国更宗教，而欧洲更世俗。但不久前这种过时的对比在某些方面实际已经遭到了颠覆：上一届美国总统选举中宗教几乎没有占据任何分量，但在不少欧洲国家却突然爆发了与宗教有关的大规模争论，这表明信仰问题重又回到了欧洲政治的核心。

以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为例。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他的国家需要重新思考传统上对国家和宗教的严格分割制度，也就是所谓的“政教分离”。按照这位离过两次婚、公开声称自己是“文化天主教徒”的总统的说法，法国应该建立一种“积极的世俗主义”。它与 消极的政教分离 形成鲜明的对照，按照萨科奇的说法，后者能做的只是“谴责和排斥”，而 积极的政教分离 却可以实现“对话”，并承认宗教的社会效益。

2007年底在罗马一次备受批评的讲话中，萨科奇承认了法国的基督教根基，称法国是“教堂最年长的女儿”；他还在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中赞扬伊斯兰教。如今他想给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颁发国家津贴，这样一项政策提案让许多世俗主义的批评家气愤不已。

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世俗化会让宗教与政治越离越远的时候，这种新的对宗教的回归并不是法国独有的现象。西班牙人民党在08年3月竞选期间也竭力发动天主教徒。教堂在选举中支持人民党，反对总理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后者对同性恋婚姻、放松离婚法、和从国家必修课中取消宗教课程的支持让许多宗教保守份子感到愤愤不已。萨帕特罗最终觉得有必要告诉一名梵蒂冈特使要求西班牙主教停止干预选举事务（他最终取得了这场选举的胜利）。

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试图快速通过一项紧急法案，阻止撤掉对一名昏迷症患者的生命支持，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宪法危机。很多观察员因此想起了在乔治·W·布什总统当政期间，美国共和党为表明自己“支持对生命承诺”时的所作所为。

最后还有英国，人们一般认为英国是西欧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因此，英国最不可能（在穆斯林团体之外）出现任何形式的宗教回归。在戴维·卡梅伦的领导下，重新焕发出生机的保守党采纳了几位“红色保守派”思想家的建议，他们要求保守党背弃撒切尔主义，拥抱公民社会、地方团体、家庭，同样重要的是，接受宗教作为鼓励负责任社会行为的重要力量的地位。

简言之，这里存在着某种模式。但我想说的并不是欧洲各国民众正在变得越来越宗教化——在这方面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如果从全世界范围看，我们可能有理由谈论社会学家所谓的“后世俗社会”的崛起，但欧洲却仍然是个例外。真正能解释这些围绕宗教新出现公众争议的是某些与政治有关的其他因素：那就是右翼和中左翼欧洲政党所处的两难境地。

许多右翼和中左翼党派曾大肆宣扬市场激进主义，至少也拼命鼓吹强力经济自由化。不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他们放弃了这样的立场，试图重塑更温和、更有社会责任感的新形象。

但在追求卡梅伦所谓的“新形象，新感觉，新特点”的时候，这些政党试图实践一种非常细微的差别：一方面，他们力图显得更加现代——比如任命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少数族裔担任内阁公职。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自己打扮成左派所谓道德相对主义的强硬对手，宗教回归显然对塑造这一形象有所帮助。

实际上，亲右翼的某些知识分子很久以来一直鼓吹为欧洲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在政治上留出更多余地。他们的说法是，只要他们有权投票，穆斯林传统主义者宁可把票投给有天主教根基的保守派，也不会支持那些被看作鼓吹放荡行为的世俗的左翼党派。

这并不是说所有对于宗教的回归都只是玩世不恭的竞选手段。特别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宗教正像萨科奇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说，被人们当成了实现“道德化资本主义”目标的一种武器。

那种想法一点也不荒唐。天主教社会思想已经有悠久而著名的历史。但严肃对待这些传统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大幅度改革，就连公开宣称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未必准备考虑，包括分散所有权和让工人参与管理的机制。“红色保守主义”理论可能在这个方向上有所涉猎，但是否会付诸实践仍然是个谜。

目前来看，欧洲右翼党派忍不住要借选择性的回归宗教塑造自己的“新面貌”，而后等着看这招作为选举策略是否有效。但他们应该记住：挑起一场文化斗争实际是在玩火。虽然有可能在一时间借助宗教热情为自己所用，但这样的热情不可能永远受到自上而下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