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共产主义在中东欧地区的崩溃带来了巨大而且积极的民主变革。但到了2006年，在10年试图让西方接受的艰苦努力之后，共产主义留下的道德和政治真空终于暴露无余。人们能够在民主精神和东欧地区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下涌动的逆流间找到新的平衡吗？

譬如在波兰，天主教和民族主义导致社会特别排斥共产主义（这肯定与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平等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背道而驰）。但这种反共产主义抗体同样也阻碍了大多数波兰人接受自由民主制度。

事实上，波兰右翼和斯洛伐克左翼民粹主义者如今都在政府中与极端民族主义者结为联盟。在匈牙利，即使政府赢得了信任投票，主要反对派青年民主党（FIDESZ）仍然在议会门前组织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辞职。在捷克共和国，右翼少数派政府在长达6个月的争论后也未能在议会的信任投票中获胜。在保加利亚，一位前共产党人（宣称热爱欧盟的获胜者）和一位法西斯支持者（宣称自己痛恨土耳其人、吉普赛人犹太人）参加了总统选举，不久以后，保加利亚就加入了欧盟。

政治局势动荡和当选领袖捉摸不定的举止代表了东欧地区的典型状况。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日渐消褪。据盖洛普国际调查数据显示：中东欧居民对民主的怀疑最甚，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相信民主理念。东欧居民认为国内选举缺乏自由和公正，这与大多数西欧居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被问及“你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否起作用”时，只有22%的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今天，民主已经没有了对手，但是，民主正在失去民众的支持。

这样的矛盾心理和不满情绪令民粹主义运动渔翁得利。这些人并不反对民主；事实上，他们自我标榜为“民众的真正喉舌”，而且不停地要求举行新的选举或全民公决。但他们却反对自由主义；他们能够接受民主对公众合法性的要求，却对民主的立宪政府（分权）要求嗤之以鼻。他们不认为宪法原则和代表性民主比“有道理的”民众不满情绪和价值观念更为重要。

在波兰，“价值观政治”的基础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秩序”在堕胎、同性恋权利和死刑等问题上的效力应当超越那种毫无节制的自由主义所代表的自由。在斯洛伐克，国内少数民族的遭遇也折射出这种反自由主义的情绪。尽管到目前为止在实际行动上的变化还不是很大，但扼杀政治自由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就是排外主义情绪的合法化：斯洛伐克民族党主席斯洛达（Jan Slota）曾公开宣称：捷克曾在二战后驱逐德国人的做法令他倍感羡慕，他还经常谴责匈牙利少数族裔“压迫主要民族。”

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能够最深切地感受到共产主义政治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你不是去与你的对手争论或者谈判，提起对手，就是你必须去摧毁的敌人。

在经历了15年的自由市场政策后，华沙、布拉迪斯拉发和布达佩斯的民粹主义者们现在希望向国家统治回归。而且因为就连社会党派也卖力地推动自由经济政策，那么有着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背景的极右势力借社会问题渔利也就毫不奇怪了。

民粹主义者对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在东欧地区盛行的亲西方唯市场精英论提出的挑战主要分为两种形式：反腐败运动和“去共产主义化。”

在波兰，上述两种形式在谴责温和派持不同证见者与温和派共产主义者所谓的“1989年妥协原罪”中得到了统一，结果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导致共产主义寿终正寝，但也致使前共产主义者手中的政治权力转化成了经济权力。因此斗争才需要分为这两种形式：反腐败和去共产主义化，这既是青年民主党在匈牙利的主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目前在布拉格当权的右翼公民民主党的核心理念。

不仅如此，民粹主义者认为加入欧盟是精英们强加给民众的任务，这消耗了亲欧联盟的力量，导致该联盟在2004年加入欧盟后即告分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总理都在完成“回归欧洲”的“历史性”任务之后的几天或者几周之内提出了辞呈。

按照波兰总理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的说法，民族民粹主义者把自己标榜成了保护民族特征和主权免受“外来威胁”的唯一的力量。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基督教欧洲”，实现与现存的唯物主义者、颓废主义者、放任主义者和超民族主义者彻底决裂。

欧盟也许能够学会与这些民粹主义者和平共处，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事实上，民粹主义者有自己固定的行为周期。他们带着“清理议员队伍”的承诺进驻议会，但一旦被议会和议会的缺陷所同化，他们就会重新回归到为执政党充当代理的角色（正如我们目前在波兰看到的那样），而不会变得更为偏激。

很多人都认为是过去10年向欧盟回归的共识使政治失去了实际内容，从而导致目前民粹主义的回归。但欧盟也可以遏制民粹主义。归根结底，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和丹麦的民族民粹主义者失去执政地位后都与政府组成了联盟。而且，因为民族民粹主义者是整个欧洲的普遍现象，因此和20世纪30年代不同的是，今天的民族民粹主义者并未将自己看作不同于民主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