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好消息不仅在传播速度上不如坏消息，而且通常似乎相信起来也更加困难。哈佛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宏伟的新著《人类本性中的善良天使》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800页精心的举证和记录中，平克告诉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国内和国际暴力活动均呈现大幅下降之势——这样的下降之势在冷战后仍然得以延续。但很多评论家既不理解、也不承认平克的著作，或者固执地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个人的恐怖故事，就好像这些恐怖故事能以某种方式改变大局。

很多人同样不愿承认在制止最令人震惊的暴力活动——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和其他大规模暴行上，近年来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在联合国安理会今年授权阻止科特迪瓦和利比亚人权灾难时达到了高潮，如此规模的干涉行动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面对这样的进步，永远不再出现另一次大屠杀、另一个柬埔寨、卢旺达或斯雷布雷尼察的期望不再是纯粹的幻想。

我所主持的一家国际委员会首次提出保护责任（“RtoP”）思想距今已经十年，该理念在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上获得150多位国家和政府首脑的一致认可距今也已六年了。其中的核心思想非常简单：不要再就“干涉权”问题争论不休，这样的思想肯定会引发强烈的反抗，相反应该提出“责任”理念——不仅各国有责任保护民众免受暴行的侵害，整个国际社会也有责任在国家不能或不愿这么做时采取行动。

新理念同样明确了国际保护行动只在极端和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意味着军事胁迫。正常的程序是协助、规劝和像制裁和刑事诉讼这样的非军事性施压行为。

2005年后有段时间，仍然有可能说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吹牛，针对种族灭绝暴行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和以前一样颇有难度。即使在2008年初肯尼亚暴力事件发生后陪审团仍然没有进入角色，选举后可怕的暴力活动被公认符合保护责任的要求。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领导了一次外交活动，成功说服民族组织领导人平息这场风暴。

但是在年初的科特迪瓦，尤其是利比亚，保护责任才真正开花结果。2月和3月安理会两项决议是对日益绝望的局势做出的典型阶段性反应。适用保护责任的行动在开始时仅限于警告、威胁制裁和在国际刑庭提出起诉，后来才开始允许军队为民众提供保护。这种威胁是切实存在的，而从挽救了数千条生命的角度看，这次的反应行动无疑非常有效。

之前和之后的其他进展使保护责任标准得以深入和巩固。即使联合国主导的利比亚干涉行动由于超越其狭窄的权限而广受批评，2011年7月的重要联大辩论仍然确认了成员国在全部领域压倒性地支持保护责任理念。现在的争议不在于原则本身，而在于实施方法。

尤其与之前的情况——从缅甸对纳吉斯气旋所做出的反应到斯里兰卡军队伪装成打击恐怖分子叛乱的合理对策所进行的针对平民的屠杀——不同的是，现在对哪些情况属于、哪些不属于“保护责任案例”并不存在概念上的分歧。虽然安理会对叙利亚局势的对策之匮乏令人痛心，但没有人真正提出这不属于保护责任范畴。

此外，在早期预警机制和军民准备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制度性进展，其中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最近在美国发起的跨机构暴行预防委员会最有代表性。

没有人否认在确保保护责任持续有效履行方面仍然存在挑战。当务之急是要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对保护责任局势的任何谴责性反应无一例外意味着滑入军事对抗的深渊——俄中两国大量利用了这样的观点，目的是为其反对安理会的早期叙利亚决议找出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是保护责任的支持者继续强调只在最极端和最特殊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采取强制军事行动。明确这一点的最佳方式是重启陷入停滞的辩论，探讨2005年联合国投票前我所领导的委员会和秘书长安南共同提出的实行限制性军事干预行动的指导原则。“不得已”、“适度”和“平衡后果”等明确的标准将会增加在安理会和其他地方采用“玩世不恭的声东击西战术”的难度。

长期积累的经验告诉我对任何国际事务问题保持乐观就会被人看作无知或者天真，甚至是精神错乱。但在国际社会早就应该引以为耻的大规模暴力犯罪的问题上，现在却有理由抱有真正的乐观态度。这的确是非常好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