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塞浦路斯人拒绝去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的塞浦路斯统一计划，其中的一项重要原因是绝大多数人认为这项计划未能给在1974年土耳其入侵中无家可归的难民以应有的公正。这也是国际公众舆论认识到该岛还存在难民问题的有数几个场合之一，究其原因，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场战争中仍然有难民存在。

希腊雅典军政府的统一努力失败后，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期间，约有250，000希腊塞浦路斯人无家可归。其中有些人由于惧怕侵略军而逃走，有些人被入侵者驱逐¾战争中常会出现这种复杂、充满道德问题的状况。

尽管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希腊塞浦路斯社团仍然以仁爱、团结、审慎的态度做出反应。最初修建了很多难民营，但希腊塞浦路斯政府决定：既然不能放弃难民们最终回归北方故里的要求，就应该尽力避免让他们在回归之前居住在肮脏破旧的难民营中。

没有任何联合国难民机构为难民提供援助。相反，弱小、贫困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刚刚受过战争的蹂躏，就在国际社会有限的援助下，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难民重新安置计划。政府为修建房屋发放贷款。很多情况下，难民们都自力更生建造新居。

政府提供补贴和贷款，鼓励开办企业。设立了学校和培训中心。若干年内，难民们完全融入了南方的经济社会，成了岛上的希腊塞浦路斯人。就像二战后的德国一样，塞浦路斯今天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吸收难民、推动经济发展的成果。

现在去岛上希腊塞浦路斯聚居地参观的人不会再看到难民营：成百上千万的游客多数都不会想到，他们碰到超过三分之一的希腊塞浦路斯人或者是难民、或者是难民的后裔。希腊塞浦路斯社团应该为自己处理难民人道主义和社会问题的成就感到骄傲，任何时候他们都从未放弃对失去土地的要求。

希腊塞浦路斯人信奉甘地那样的非暴力政策同样值得称颂：尽管他们对土耳其占领和土耳其北方移民有着刻骨的仇恨，希腊塞浦路斯社团最终决定不对侵略者使用武力。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没有发生一起希腊塞浦路斯人针对土耳其占领者的恐怖活动。这也是很多人从未听说过希腊塞浦路斯难民问题的部分原因。

当然，这一切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如果希腊塞浦路斯人效法1948年巴勒斯坦人的先例，将难民集中到难民营、将他们与非难民社会隔离开来、给后代日日灌输仇恨、报复和恐怖的军国主义思想，那么完全不同的气氛就会在岛上蔓延。希腊塞浦路斯人的例子表明：被占领者并非除了暴力和恐怖之外别无选择。恐怖和暴力只是一种战略抉择。希腊塞浦路斯人选择了非暴力之路，而巴勒斯坦人的选择恰恰相反。人们总会面对选择的机会，也总要承担选择的后果。

想想希腊塞浦路斯社团取得的成就¾经济繁荣、没有人痛苦、屈辱地在难民营里生活、还成为欧盟新的成员¾对比巴勒斯坦人的选择带给人民的灾难。也许只有在公共关系方面，巴勒斯坦领袖将自己的人民作为宣传祭坛上的牺牲品，能够为所谓的成就感到骄傲：尽管如此，倍受折磨的是他们自己的人民。

如果巴勒斯坦领袖看看地中海对面的塞浦路斯，就能看见难民们如何在不放弃领土要求的情况下有尊严、有名誉地生活。但要再次提到，塞浦路斯共和国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而巴勒斯坦却还没能从带给他们无尽痛苦的暴力选择中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