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好莱坞的历史常常是荒诞的，但制片人却通常具备不为杀人犯和性虐待狂涂脂抹粉的良知。史蒂文·索德伯格以切·格瓦拉为题材拍摄的新电影却不仅违背了这项原则，而且其所作所为还不仅限于为切·格瓦拉张目。

本尼西奥·德·托罗在索德伯格影片中所描绘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切从未存在过。那位蓄着嬉皮式头发和胡须，在世界各地充斥在T恤衫和咖啡杯上的左翼英雄偶像，充其量不过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吹鼓手们所编造的一个神话——他的身上有着堂吉诃德和罗宾汉的混合气质。

像所有的牛皮故事一样，菲德尔有关切的神话虽然与历史事实十分相像，却远比真实的故事更光明正大。某些罗宾汉可能的确对富人施暴，而后又为了掩盖自己的劣迹，向穷人分发了一部分赃物。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堂吉诃德般的骑士可能确实曾在乡间游荡，然而他们杀死的却不是恶龙，而是这片土地上剩余的穆斯林民众。

传奇人物切的经历也是这样。没有哪个反抗世界或者家长的少年人能抵挡住切那迷人的形象。单单穿着一件印着切头像的T恤就是正确认识历史最便捷也最省力的方法。

适用于花季少年的定律也同样适用于永远年轻的电影导演。20世纪60年代，蓄着胡须戴着贝雷帽的切氏装扮至不济也是一份能言善道的政治宣言。而今天，这只不过是一套时髦的装扮，能够激发好莱坞史诗大片的拍摄想象。修建切主题公园是不是下一步？

但从前却有一个真实的切·格瓦拉：他本人并不像掩盖了事实的那个杜撰木偶那样有名望。真实的切远比虚构的克隆版本更加重要，因为他是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真正含义的代表。

切绝不是个人道主义者。事实上，没有哪位共产党领袖曾经信奉过人道主义的理想。卡尔·马克思肯定不是个人道主义者。忠诚于共产主义运动最根本的理念，斯大林、毛、卡斯特罗和切对生命根本没有任何尊重可言。只有流血才能换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当由于数百万民众在中国革命中死于非命而遭到早期同伴的批评时，毛却说每天都有无数的中国人死去，那又能怎样？

同样，切也只会在杀人时耸耸肩膀。虽然在阿根廷接受过医师培训，但他所选择的却不是对生命的拯救而是压迫。掌权后，切未经审判杀害了五百名革命的“敌人”，除死刑之外还实行更多的歧视政策。

卡斯特罗本人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者，他竭尽全力美化切·格瓦拉，任命他担任工业部部长。不出人们所料，切在古巴推行苏联式政策：古巴的农业被彻底摧毁，古巴的土地上到处充斥着荒废的鬼怪工厂。他所关心的根本不是古巴的经济或民众：为革命而革命是他所追求的目标，无论这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就像为追求艺术而追求艺术一样。

事实上，没有所谓的意识形态，切充其量不过是又一个连环杀手。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致使他所杀害的民众人数超乎任何连环杀手的想象，而且他所实施的杀戮都打着正义的旗号。500年前，切或许可以成为以上帝名义消灭拉美原住民的一位牧师/士兵。而以历史的名义，切同样把谋杀看作实现崇高事业的一种必要手段。

但假如我们按他自己的标准来对这位马克思主义英雄进行评价：他是否真的改变了这个世界？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是朝着坏的方向。他协助建立的共产主义古巴是一个不容争议的纯粹的失败，较之“解放”以前贫困得多也不自由得多。尽管左翼人士喜欢就古巴的社会改革自吹自擂，但卡斯特罗执政以后这个国家的文盲率更高，针对黑人人口的种族主义倾向也更普遍。事实上，今天的古巴领导人由白人担任的几率比巴蒂斯塔时代要高得多。

在古巴之外，切·格瓦拉的神话已经鼓舞数千拉美学生和积极份子在有勇无谋的游击战争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左翼人士在切拉响警笛的鼓舞下，放弃民主选举而选择武装斗争。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为军事独裁开辟了道路。拉美至今也未能摆脱格瓦拉主义这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事实上，在古巴革命五十年后，拉丁美洲依然四分五裂。拒绝切氏神话并选择自由市场和民主道路的国家，比如巴西、秘鲁还有智利，今天的情况比任何时候都好：平等、自由和经济发展实现了齐头并进的目标。恰恰相反，那些仍然死抱着切的事业不放的国家，像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此时此刻它们的内战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