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和荷兰对欧盟提议的宪法条约表示反对后的几周内，欧盟领导人忙于相互埋怨或责备法国和荷兰公民误解了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还没有一位能代表全欧洲声音的政治家出现，也没有任何欧洲主要组织有勇气对当前形势发表自己的见解，更不用说对将来提议一个战略性计划。

当然，法国和荷兰公民并没有对他们应该回答的问题作出回应。他们的反对是对全球化的抗议，是对当今世界不近人情且不可理喻的管理体制的反抗。正如反全球化运动一样，新反欧洲主义可以被看作对一个不同的欧洲模式的需求——一种“改变欧洲主义”。

因此，问题并非托尼·布莱尔在他对欧洲议会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领导能力危机。没有政治家出头是因为这个危机更深了。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将欧洲整合进程塑造为一个和平计划，一种对西方基本价值观的防卫手段以及共同的经济繁荣。这种状态随着1989年共产主义崩溃而达至巅峰，但是克服欧洲大陆历史性分裂的机遇现在需要重新定义欧洲计划。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和阿姆斯特丹条约（1997年）为欧盟创立了一个新组织结构并将政治体制的基础等同于欧洲的经济力量。

当政治家们为欧盟的将来辩论时，他们谈到“最终”——欧洲整合的最终方案，正如德国外交部部长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在其2000年著名的演讲中所定义的那样。伴随而至的、由哲学家Jürgen Habermas和Jacques Derrida发起的知识界辩论首先从反对美国进犯、但同时也根据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角度定义了欧洲身份的特性。

辩论必须继续，即使从表面看来法国和荷兰的公投已经扼杀了宪法条约。欧盟将继续受到尼斯条约的治理，但是这却没有给进一步的政治整合（或者扩大）留下丝毫空间，也不能保证欧盟各种制度的有效运行。起草一份新的宪法条约可能比起草现行提议需要更多时间，而且也不太可能通过一个跨政府会议引进一些必要改变。

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使用今天“停顿以反省”的方法以恢复现存的宪法条约。这将要求把批准宪法的最后日期延缓至2008年。它也要求为所有还没有通过宪法的国家定下一个共同批准日期（通过同时举行的公民投票或国会投票），包括法国和荷兰在内。

换而言之，目前“停顿以反省” 并非改变草案内容之时（尽管跨政府会议能够将协调先前条约的第三部分移至附属条约）。现在的任务就是通过解决那些主要问题来改变宪法批准进程的政治和社会-心理环境。

首先，该如何定义国家与欧洲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争论的焦点不仅仅在于各国能力的分配，更为基本的问题是何时依赖于跨政府机制以及它们何时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欧洲人民。

在欧盟框架内代表了各成员国的欧洲理事会，也许将被赋予更多的公共性质。那么，在一个两院制体系内，它可能被看作Jacques Delors所称的“国家联邦”框架内的某种“国家议会”。

第二个问题有关欧盟的范围。欧洲是一个地理和历史的独特结合体，但是欧洲的边界——以及它未来扩大的前景——是由成员国的容纳能力和适应能力所决定的。欧盟扩大是唯一有效的保持稳定和和平的政策吗？抑或“睦邻政策”可以成为一个支持发展和稳定的手段，就像马歇尔计划曾经对西欧那样帮助良多吗？

第三点，我们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无效对立，我们需要的既有英国和瑞典、也有德国和法国的经验之间的一次碰撞。这些经验互为排斥还是有可能融会贯通？何种政策能够降低失业率？何种措施才能保证欧盟的全球竞争力？我们如何能够缩小欧洲境内目前在发展和物质福利方面的差距？

第四点，必须着手实现欧盟对一个拥有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期望。今日全球面临的威胁是超民族的，因此也必须采取超民族的方式来应对。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欧洲身份，这点就难以做到——因而也不能断言或保卫共同利益。

在法国和荷兰公投后期，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已经草拟了一份在全欧洲内开展辩论这些问题的计划。但是这样一种辩论也需要一个组织性的框架以使欧洲民间、国家议会以及全欧洲的媒体参与其中。

民主需要一定的代价，但是这种代价总是不及逃避大众参与的代价来得大。只有一个全新的、能代表欧洲公民及组织行动的欧洲辩论才能有效抵御“改变欧洲主义”。或许制定一部真正的欧州宪法尚未“时机成熟”，但直面、而非逃避欧盟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可以创造出一个恢复宪法条约的合适环境并使得欧盟为这个时代的挑战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