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香港会议的结果令发展中国家感到万分沮丧，因为富裕国家在农业自由化问题上的进展极为缓慢。因此进一步提高要求，要求跨过贸易而把投资作为我们首要议题的想法显然不仅天真、而且有害。但真正名副其实的“发展回合”能否忽视这样的挑战？

多哈回合谈判本打算探讨投资问题，但发展中国家却选择降低议题等级，把重点转移到农业问题上。事实证明，这样的策略利弊参半。

在中国、巴西、马来西亚和墨西哥，国外直接投资（FDI）占到了固定资产构成总额的8%到12%¾而且不增加任何债务负担。尽管最不发达国家吸引的投资还不到北南投资总数的3%，但这些投资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却达到了3%以上，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为了鼓励直接外资，双边协议大量出现，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做的努力却极不平衡。各国之间吸引投资者的竞争异常激烈，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比如中国或印度，能够与工业化国家进行平等的谈判。因此，发展中国家呼吁就投资条件开展多边对话，以便得到一些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保证。

的确，这些国家需要为国外投资者创造条件，但却不能重蹈计划经济梦想的覆辙。国外投资者的目标是尽可能扩大对当地就业、技术传播以及战略合作的影响。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可能要采取临时保护措施，促进当地私有部门和“稚嫩工业”的发展，这可以让他们在自由化的道路上逐渐扩大生产规模。

这样的建议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归根结蒂，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19世纪时，美国对若干行业的外资进行了限制，金融行业也名列其中。今天，美国和欧盟都对国际兼并进行严格的兼管，而亚洲新兴国家也放弃了纯粹的自由发展模式。即便是经济自由化之王爱尔兰现在也开始更有选择地进行吸收。

拒绝承认这种策略合理的一面使经合组织国家在经历为时3年的谈判后，还是在 1998年宣告《多边投资协定》的失败。很多国家理所当然的认为推行这项计划就意味着放弃主权，因为它要求对国外和当地公司严格执行非歧视性政策，使东道国完全丧失腾挪的空间，却根本得不到任何回报。这样的计划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更加难以接受。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对重新制定《多边投资协定》进行合理的期盼？要想真正贯彻下去，这份协议就必须承认存在合理的管理需求，还必须帮助贫困国家适应对企业行为和消费者需求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环境义务”标准。《协议》还应该制定投资者道德准则，以及要求国家、国外经营者和当地分包商共同承担标准执行费用的具体办法。

当然，要求所有国家创造同样的投资条件可能会扼杀在最缺乏吸引力国家进行投资的积极性。但我们可以达成协议，把国家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这样做最重要的目的是防止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展开倾销。

要想取得成功，还需要进行多边谈判，以满足国外经营者的需求，确保他们的投资安全。协议应该含有改善商业环境的条款¾提高它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具体的方法是建立国家干预构架，而不剥夺政府拥有的特权。这样做会在有朝一日采纳费用共担机制的时候，降低爆发危机的可能性。

没有哪个多边投资协定能彻底解决阻碍资金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弥补市场缺陷。有些经济学家指出信息搜集还很不完善，这使很多企业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取得高额投资回报的机会。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这份协议能够成为传播信息的最新工具，同时，这份协议也表达了贫困国家迎接国外直接投资的决心。

其它分析家指出集中投资会带来更多利润，这一点对贫困国家非常不利。至少，多边谈判应该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加以协调，并对调动发展援助给予相应的帮助。

尽管这项谈判非常复杂，需要为最弱小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但多边投资协议仍然应该是国际日程表上的一项首要任务。事实上，尽管农业贸易问题使富国和穷国的利益趋于对立，但促进资金向发展中世界流动却能够让所有国家团结在共同的目标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