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芝加哥——在近期访欧期间，我发现似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媒体和商界人士都对本国政界深感绝望。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政治家们为何敢无视横亘在身前的万丈深渊，为何不能团结起来一鼓作气解决当前的欧元危机。

即便在解决方案上未能达成共识，那么那些政治家们何不抛弃那些治标不治本的方案，一起开会制定一个超越一切的全面性计划？只有在欧洲央行最近做出向银行发放长期贷款的勇敢决定后他们才看到了一丝困难缓解的景象。相比之下政治家们却总是跟不上形势，而这样下去只能搞垮欧洲。领导国家真有那么难吗？

其中一个很容易被排除的答案就是政治家们根本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政治家们无需具备经济学家的头脑就能理解他们所听到的建议，更可况其中许多人还是博学多才，饱读诗书之辈。

另一个答案——政治家们都是短视的，被选举周期所主导——可能有些道理，却也不甚充分。因为即便一个微小的政治动作所产生的反作用都会在连任选举来临之前彻底显现。

而我所听到的最佳答案来自德国联邦银行前行长阿克塞尔·韦伯（Axel Weber）——此人同时也是一位敏锐的政治观察家。在韦伯看来原因很简单，政策制定者显然无法从公众那里获得提前应对问题的授权，尤其是那些一开始看似非常微小，一旦爆发却需要花费极大成本才能解决的新问题。

由于从未经历过这些问题，公众也就无从得知不作为的话将产生多少潜在成本。因为不知道灾难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公众甚至会惩罚那些防患于未然的政治家，因为后者的果断行为带来了某些额外支出。即便政治家们完全意识到不作为将引发极大的灾难，他们也很难去说服选民或者那些短视的政党成员去支付一些短期成本。

任何说辞都是廉价的，更何况还缺乏证据，相比之下现状往往令人感觉一切正常。因此领导人只能等待，等到人们吃过了苦头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而如果不作为所付出的成本逐渐增加的话也能有助于避免灾难的发生。但最可怕的莫过于那些“不作为成本”长期处于不可见状态，但却突然出现爆发式飙升的情况。当领导人随之获得行动授权时，一切往往都已经太晚了。

这方面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丘吉尔对希特勒野心的警告。希特勒的计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早有描述——甚至在其演说中也毫不掩饰。但只有很少英国人相信这一切会发生，许多人甚至认为共产主义才是更重大的威胁，尤其是在大萧条的那段死气沉沉的时期。

纳粹1938年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使得希特勒的野心暴露无疑。但直到第二年闪击波兰之后丘吉尔才被任命为海军大臣，随后在1940年德军挥师入侵法国之后才升任首相，可那时的英国已经完全陷入孤立了。

如果丘吉尔能提前上台的话英国的日子或许会好过很多，但却意味着要提前付出大量金钱来重整军备，这对那些心存侥幸，认为希特勒不过是只纸老虎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与此同时，这还意味着将英国的命运托付给一个如今以绝不屈服闻名，当年却根本不受大众信任的政治家。

而非线性增加的不作为成本在金融部门显得尤为突出。同时金融部门的问题可能尤其棘手：如果政治家们过度强调行动的紧迫性以换取授权，结果往往非但没能遏制危机，反而加速其爆发。

在贝尔斯登危机直到雷曼兄弟破产的那段中间时期，美国政府在遏制危机发展方面确实没有多少行动空间（虽然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个政府撑腰的抵押贷款担保人都被临时保护了起来）。只有在经历了雷曼兄弟的阵痛之后国会才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最终在财政上救了银行和汽车行业一命。于是我们看到的是美联储和财政部（还有全球各国当局联手）只有很短的时间去手忙脚乱地安排如何防止一场系统性崩溃。一场原本估计只会造成几千亿美元损失的次级抵押贷款问题最后为全球带来了极大的处理成本。

同样，欧元区的政治家们只有在市场更加关注不作为成本时才能获得授权。你很难看见政治家们如何能先一步解决问题，更别提德国试图限制自己援助出资额的（即使负面但却可以理解的）做法了。

当欧洲央行为欧元区争取了一点时间的时候，市场的镇定效应可能会带来好坏参半的影响。欧洲人是否受够了其领导人不愿采取更强硬行动的状况？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市场将进一步恶化以促成一个欧元区危机综合性解决方案的出台。

同样，随着政府债券收益变得像美国一样低下，即使像黑石集团创始人彼得·皮特森（Peter Peterson）这类末日预言家一直在大声疾呼，公众照样会对财政问题失去紧迫感。有人希望接下来的美国总统选举将在税务和授权改革方面激起一场更为理性开明的公众讨论。否则的话就只有靠债务市场收益的迅速上升来使公众意识到事态严重，并留给政治家们足够的空间来解决问题。

因此请不要指责政治家的短视和犹豫不决；真正有错的可能是我们，一群不愿聆听忠言的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