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

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已经两年了，而我们才刚开始认识到它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英格兰银行的安德鲁·霍尔丹估计金融危机对未来产出造成的相关损失的现值将达到世界总GDP的100%。

这种估计可能看起来高得惊人，但是它是相对保守的，因为它假设最初的危机只有1/4的能量会导致长期产量下降。那些真正的厄运预测者相信，大多数甚至危机释放的全部能量都会对产出有长久的影响，总损失可能比上述估值高出2倍或3倍。

世界一年的GDP达到60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对落后地区500年的官方发展援助额，或者更为具体的说，能在非洲村落建造100亿间教室。当然，这对公共预算没有直接的影响（银行援救计划的总成本要低得多），但是在考虑如何减低危机发生频率时，失去的产出这一成本因素是最重要的。

假设在缺乏足够的危机预防措施情况下，每五十年一遇的危机会让我们损失一年的世界GDP总量。那么世界的人民对危机进行投保，只要每年投保额低于GDP的2%（100%/50年），这将是很明智的。

降低危机频率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要求银行保有更多的财产-负债剩余价额，减少债务，这样它们就能承受住更大的损失，而不必破产。全球各国正在考虑这种措施。多亏了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巴塞尔委员会最新发布的两个报告， 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这种监管措施可能造成的影响。其中一个报告是关于提高银行资本-资产比率带来的长期影响，另一个则是关于这些措施造成的短期影响。

第一个报告发现，从现在银行的低资本化来看，把资本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使长期的危机发生频率降低1/3，与此同时银行利率将会提高13个基准点（银行需要提高收费的原因是它们筹集资金的成本将比提供债务的成本要高）。换句话说，原本每50年失去一年的收入变成每75年失去一次，其结果是银行将需要把贷款的利率从4%提高到4.13%。这种小幅利率上调至多让少数银行顾客转向其他资金渠道，很可能不会对GDP造成明显的影响。

一种监管措施以如此少的代价换来这么多的好处着实让人吃惊。许多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实行高成本的安全要求，比这种监管措施的成本要高出许多。例如环境领域和公共健康领域，这些领域的预防原则引导着相关的决策。

长期的影响就先谈到这。如今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是，旨在提高强制准备金的转型是否要付出过量的短期成本（因为银行将会提高借贷差额，降低信贷量）。对银行包括一些仍旧状况不佳的银行实施新监管措施将会促使它们进一步限制借贷，因此会进一步放慢经济复苏的速度。就加强监管的速度和时间问题上，我们需要正确的判断。

第二个报告发现，如果在4年内逐步把银行资本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这会让GDP下降0.2%。由于人们经常谈到要把资本利率提高3个百分点，如果这样的话，GDP将下降0.6%。

但是到处充满不确定因素。这个报告奇怪地发现，与欧元区相比，提高目标资本利率将对美国有着更大的不利影响，尽管欧元区对银行类的融资有着更明显的依赖。此外，报告假设货币政策能部分抵消新监管措施带来的影响。这种假设可能是错误的，因为现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利率已经接近于0，或者这种假设在欧元区是错误的，因为欧元区各国的应对努力不尽相同，而货币政策确是统一的。因此新监管措施对那些银行资本化程度过低的国家的影响是其他国家的4~5倍，也就是说在四年内GDP会降低1%。

这个数字可能看起来很小，但是从发达国家短期增长的前景来看，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如今的经济增速无法大规模解决就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小数点都是很重要的。

如今私有经济尚未完成去杠杆化进程，政府也才刚开始这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以这种幅度降低增长速度可能会引起长期的经济停滞状态。如此一来，危机引起的失业可能会转变成结构性失业。此外，长期更为严厉的信贷标准很可能会对那些资金短缺、快速发展的公司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这会影响到创新、生产力，最终会影响到经济发展潜力。

所有的这些并不意味着银行需要获得一个监管假期，然后不必进行资本重组。但是这些意味着，首先，实行新监管措施的时间很重要。政策制定者应该要防止在推行监管休克疗法的同时，又推行财政休克疗法。鉴于此，在现在制定新监管标准，然后设定一个将来的实施截止日期是很明智的策略。

第二，转型的成本幅度意味着不是任何能减少那个危机频率的措施都是值得实施的。对那些着眼于当前困境的政治家来说，下次危机到底是在50年后或者75年后可能是次要的。因此，监管改革将要使短期成本最小化。

我们有几种提高金融体系安全性的方法，提高资本比率和流动比率仅仅是其中一种。其他的措施，比如说资本保险或者根据保罗·沃尔克所说的改革金融业内部的界线，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

毫无疑问，长期对危机进行投保是值得的。但是尽管如此，改革还是要尽可能地获得成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