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隐私在当代法学中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隐私权”被庄严写入《联合国人权宣言》，并在《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中加以保护。但是，《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为该公约第十条规定的“表达观点的自由”所制衡。因此，当这两者有冲突的时候，哪一个权利优先呢？

例如，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保护隐私权而减少新闻自由是正确的呢？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保护新闻自由而减少对隐私的保护是正确的呢？人们正在公民的数据保密和政府需要取得个人信息以打击犯罪、恐怖主义等等之间寻求同样的平衡。

言论自由是一个基本的民主自由。它是对抗公共官员滥用权力和掩盖不道德行为的必要保护措施。这一点不可能比水门调查中得到更有效的反映，该调查在1974年将查理·尼克松拉下台。

所以毫不奇怪，新闻自由是独裁政府最渴望遏制的自由。事实上，倘若独裁政府能够有效地箝制媒体的言论，他们甚至可以允许（相对）自由的选举，就像普京时代的俄罗斯那样。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新闻媒体被严重压制的情况下，言论自由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口号。

但是，有时候媒体的新闻自由过度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小报变得越来越刺探隐私，声称新闻自由不仅仅是要暴露高层的腐败和无能，而且要通过对名人不光彩私生活的曝光来撩拨读者。以皇室和电影明星开始的娱乐八卦已经成长为对隐私的大规模的侵犯，报纸声称任何试图将他们置于卧室之外的行为都是对言论自由的侵害。

这个问题已经在英国高等法院进行过较量。在三月份，英国的主要黄色报刊《世界新闻》以“F1老板和5个妓女进行恶心的纳粹狂欢”为标题，发表了一个“独家”头版报道。报道称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简称FIA，是监管世界赛车的机构）的主席马克斯·莫斯利以及前英国法西斯领导人的儿子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在两天前，在伦敦一个私人公寓里参加了一个“纳粹主题”的性施虐受虐狂“狂欢”。该报道还附加了由一个和《世界新闻》有合作关系的妇女暗中拍摄的照片，并欢迎读者到该报纸的网站上下载。

马克斯·莫斯利承认参加了这一活动（这并不违法），但是起诉《世界新闻》侵犯了其隐私；报纸声称曝光莫斯利的性行为符合“公共利益”。首席法官爱迪法官驳回了《世界新闻》的辩护，并判决其因侵犯马克斯·莫斯利的隐私而赔偿给他60,000英镑（115,000美元)，这是迄今为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起诉的案件作出的最高额的赔偿。

在爱迪法官的判决中有一个令人好奇的方面。因为他没有发现该性施虐受虐狂派对有“纳粹主题”的证据，所以他驳回了《世界新闻》“公共利益”的辩护，。这暗示着，鉴于莫斯利作为FIA主席的地位，如果该派对有纳粹主题，媒体发布这一消息就是合法的。但是当然，莫里斯的私人性幻想的特殊性质和案件无关。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我因为纳粹制服比灯笼裤更能令我兴奋就应该享有更少的隐私。

爱迪法官的判决取得的成果是，突出了所有对清晰思考隐私至关重要的区别，即什么使公众感兴趣和什么符合公共利益之间的区别。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一区别生效呢？

法国有一个隐私法明确定义了隐私的范围和该法适用的条件。相反，在英国，“隐私权”的定义是交由法官判断的。有人担心用于保护隐私的明确立法会箝制合法的新闻调查，这是很自然的。同时，人们普遍认为(除大多数编辑和新闻记者外)，大量的新闻窥探就是对新闻自由的滥用，其唯一目的是通过满足公众的欲望来提高发行量。

制定一部遏制新闻权力滥用同时也保护媒体暴露政治权力滥用的权利的法律，是很困难的，但是并不是不可能。关键的原则是，媒体不应被允许在保护公众利益的掩护下，为公众的欲望拉皮条。

名人——事实上普通人也是如此——在私下里做的事情对媒体报道没有限制，只有在他们允许这些行为被报道、拍摄或录像的情况下才可以。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报纸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有关的个人违反了法律，或者即使他们没有违反法律，但是他们行为的方式使他们不适合履行期望他们完成的职务时，可以加以报道。

因此，一个流行歌手非法使用毒品可以被报道，但是他或她的性习性（如果这些习性合法）就不应被报道。如果政治家的私生活被认为对国家的治理方式有不利影响，就可以被曝光；如果公众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私生活可能影响股东的收益，也可以被曝光。

这应该是被起诉侵犯隐私的媒体的唯一的“公共利益”辩护。媒体可能会因此变得有点沉闷，但是公众生活会变得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