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菲尔普斯将会接受200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奖，这是一份他早就应该得到的奖。诺贝尔奖委员会表彰了他对宏观经济方面的贡献，但是菲尔普斯在许多领域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包括关于增长和技术改变、最佳税收和社会正义的理论。

菲尔普斯在宏观经济领域方面最主要的发现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受到预期的影响，而因为期望值本身是内生的，它们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所以，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也会改变。如果政府试图把失业率降到过低的水平，那么通货膨胀率就会上升，而通货膨胀预期也会升高。

这一见解可能会带来两种政策。一些政策制定者从菲尔普斯的分析总结说，失业率不可能会被永久地降低而不带来通货膨胀率的持续上升。因此，货币管理当局只需把注意力放在价格的稳定上，其做法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失业率水平，在该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不会上升，称作“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

但是NAIRU并不是永久不变的。正确的政策，即菲尔普斯一再强调的，应该是政府应该实施多种政策，尤其是结构性的政策，以让经济运行在一个较低失业率的水平上。

专门盯牢通货膨胀率的政策被误导还有其他几个原因。在实际操作中，即便控制住预期（正如菲尔普斯的工作强调我们应该做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还是极度不稳定的。除开在几个孤立的阶段，我们根本无法从数据中看出这种关系。

教育水平、工会和生产效率的变化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不稳定性。但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政策制定者还是很难寻觅到一个合适的NAIRU水平。于是，他们还是要作出权衡，即把失业率推得过低会带来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而如果不过分追求低失业率，又会造成经济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人们如何去看待这些风险取决于改正错误的代价，后者又取决于菲尔普斯的分析所没有涉及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关系的其他一些特性。许多证据表明，改正把失业率推得过大的错误的代价就其本身而言是很小的，至少对美国这种对这种关系研究得很深的国家而言是如此的。根据这种观点，美联储应该极力追求低失业率，直到有现象表明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为止。

与之相对照，通货膨胀的“鹰派”争辩说，应当对通货膨胀先发制人。绝大多数中央银行都是通货膨胀的“鹰派”，这种立场是一种宗教信仰问题，与经济学无关。很少或者没有实验证据表明，在过去几十年间存在的较低到中等水平的通货膨胀对于产量、就业、经济增长或收入分配有任何明显有害的实际影响。也没有证据表明，轻微上升的通货膨胀不能被以一个相对较低的代价扭转过来，与过度的经济扩张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好处相比，这点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代价算不了什么。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美联储和其他一些中央银行认为，NAIRU应该在6%到6.2%之间。根据经济状况的改变，我和跟我一起在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的同事们争辩说，NAIRU的水平应该要低得多。结果证明我们是对的。失业率降到 3.8% 时并没有带来通货膨胀率的猛升。

这很重要，正像伟大的经济学家Arthur Okun所说的，在美国把失业率降低两个百分点会把产量增加2%到6%，或者说5千亿到1万5千亿美元。即便对一个富有的国家来说，这也是很大一笔钱。用它可以使美国未来75到100年间的社会保障体系都高枕无忧。甚至它可以支付打一场像伊拉克战争那样的费用！

菲尔普斯的工作帮助我们理解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预期在那种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如果根据这种分析就认为对于失业率不能够有所作为，或者货币管理部门应该只关心通货膨胀率，那就是对这一分析的误用了。

持有这种观点的是一个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流派，他们假设存在理性的预期和充分发挥功能的市场。换句话说，通常被认为是雷同的个人会运用所有可提供的信息来预测在一个完整竞争、没有资本市场的缺点和充满各种风险的环境下的未来。不仅这种架设是荒谬的，其结论同样也是荒谬的，即认为不存在被迫的失业，市场效率完美，以及再分配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结果。根据这种流派的理论，政府的政策是没有效力的，成事不足。因为市场总是有效的，不需要政府的干预。更加有害的是，许多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在碰到失业的现实问题时，争辩说，它的发生只是因为政府僵化和工会。他们宣称，在他们“理想”的世界中不会有失业的情况。

三十多年以来， 菲尔普斯表明了还存在另一种方式。他试图弄清楚我们如何能降低失业率以及提高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也努力弄清楚究竟是何物使资本主义经济体充满活力，创业精神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来进一步推动它。菲尔普斯的经济学追求的是行动，而不是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