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

 在理解了金融危机中政府干预的模式和时机后，我们可以模仿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话来概括结论：政治学有经济学所理解不了的激励。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问题是简单的。当某主权借款人的偿付能力已被完全破坏时，其命运就维系于市场预期了。如果所有人都预期意大利能够偿付债务，那么他们就会以较低利率借钱给意大利。意大利将履行当前偿付义务，也很可能会偿还以后的债务。但如果很多人开始怀疑意大利的偿付能力进而在借钱时要求较高的溢价，那么意大利的财政赤字将恶化，并很可能会违约。

像意大利这样的借款人是在好预期的支撑下重振，还是在坏情形中沉没，这取决于某些“合作消息”。如果所有人都预期信用评级的下调将导致意大利债务不可持续，那么意大利将真的在评级下调后违约，不管下调是否反映了其真实经济状况。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所谓的“多重均衡”的诅咒：只要我们预期其他人要逃命，那么我们的最优选择就是和他们一起逃命；但如果其他人选择呆在原地不动，那么我们也就没必要逃命了。

在这一经济学动态过程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政策感知。首先，等到破产事件被触发才行动太危险了，没有哪个国家承受得起，因此所有国家都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人知道这种“危险”的程度有多大，但哪里出现了警示信号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违约的成本太大，因此任何国家都会尽力远远地避开危险区。

其次，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如果一国最终不幸跨入了危险区，那么只有两种应对措施符合经济学原理。要么是官员立刻意识到违约不可避免因而不再浪费任何资源去阻止其发生，要么他们认为违约可以避免因而尽快地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来阻止其发生。在许多战争中，阶段式发展的金融危机通常会导致最坏的结果发生：代价惨重的战败。

不幸的是，这正是美国当局对2008年金融危机进行干预的桥段。贝尔斯登公司倒闭后，显而易见还会有更多的问题接踵而至，但美国政府却什么都不做。2008年7月，当房利美和房地美（政府支持住房贷款机构）陷入破产危机后，财政部长保尔森信誓旦旦地说要放出“火箭炮”，但到头来打出的却是一枚弹弓。接着，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保尔森这才向国会求了7000亿美元来稳定金融体系。但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挡危机发生。

同样的滑稽剧在欧洲也在上演。如果欧洲官员认为希腊需要被救助，那么马上实施有利于希腊的干预就能让资源消耗最小化。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让希腊破一回产，也应该立刻决定能让损失最小化的措施。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二轮干预，而且看不到任何干预结束的迹象。而与此同时，意大利又告急了。

你也许会争辩，政客之所以要如此行事，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危机的经济性质。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他们如此行事的原因不是缺乏知识，而是不当激励。

首先，即使是具有最佳激励的人，要他选择代价较小但马上显现的方案而不是代价较大但要在遥远的未来才开始显现的方案也是很困难的。对于当选政客来说，较大的代价在未来成为现实时他们早已下台了（甚至不在人世了），因此如何选择就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一国会不断积累债务以至于跨入危险区的原因。

其次，预防措施做得好是得不到政治上的好处的，而问题爆发时积极善后却能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成功地通过对日本先发制人防止了后者偷袭珍珠港，那么我们大概至今仍在讨论对日本的战争是否是不可避免的。罗斯福等到珍珠港被偷袭后才展开行动，这为他赢得了救世主的崇高声誉。为了采取行动，政客需要一致，而要达成一致，通常得等到不作为的代价显现无疑时才行。而那时要防止坏结果产生通常已经太迟了。

这些激励在民主国家非常明显。它们不可能消除，但可以引导。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就是很好的例子，该公约通过创造欧元区国家与债务危险区划清界限的激励来达到这一目的。不幸的是，该公约可悲地失败了。但如果欧元想要生存下去的话，如果其他国家想要避免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话，我们仍然需要克制政客激励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