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 非洲在人们心目中普遍的形象是一块陷入冲突和悲惨沼泽中的大陆。但这种基于非洲最腐败政府所得出的印象既不公平又具有误导性 —— 就像因为前南发生的事件就宣称所有欧洲人都犯有“种族清洗罪”一样。非洲有某些失败国家的确是事实，但 53 个非洲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从总体上看还是令人愉悦的和平国度。

去年，由我领导的基金会编制的年度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表明，三分之二的非洲国家改善了国家的治理状况。如果以前莫桑比克总统 若阿金·希萨诺或前博茨瓦纳总统费斯图斯·莫哈埃等政治家、以及科菲·安南和纳尔逊·曼德拉等人为参照，非洲领导人的素质显然非常之高。

善政是发展的基础，因此这一点至关重要。政府必须为私有部门雇佣人员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官员也不能将国库与私人银行账户混淆。政府有责任提供服务，但民间团体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确保官员遵守相应的发展目标。对领导人监督更强、要求更高的强大的民间团体在改善非洲治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就像在经济领域当中一样，供给是为了满足需求。

每年发布的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跟踪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政府执政状况，为公民和民间团体监督政府作为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我们搜集近百种相关指标，以全新的方式描绘执政状况 —— 衡量标准是 应当 为民众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我们不以投入 —— 包括援助或自然资源收入为依据，也不注重政府的承诺和目标；相反，我们选择衡量政府行为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在关注改善非洲治理状况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对领导人施加压力，推动非洲的区域性融合。如果不加大区域合作力度，非洲许多内陆小国永远也无法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事实证明如今危险而重叠的区域融合基本上效率低下，这导致非洲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受到很大影响。

对 9 亿 6 千 7 百万非洲民众来说，缺乏合作的后果之一是官僚机构重叠，货币兑换问题成为 53 个国家的共同包袱。拥有 13 亿人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人口 5 亿左右的欧盟也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市场，其中多数成员国使用共同的货币参与流通。如果非洲形形色色的小国无法团结在一起，它们或许永远也无法与世界经济实现有效的融合，因此也无法从我们全球化的世界中收获好处。

经济融合必须以扩大区域贸易为后盾，非洲贸易只有区区不足 4% 来自非洲国家内部，而欧洲的同一比例高达 70% ，亚洲也在 50% 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亚洲近期的出口繁荣和强劲经济增长归功于亚洲的区域贸易。拥有巨大未开发市场的非洲必须坚持同样的道路。

这些问题必须由非洲人自己处理，但我们的国际伙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关于国际援助无法带来发展的争论在目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已经扩大了反对发展援助观点的影响。但争论的焦点不应集中在是否提供援助 —— 没有人能够质疑援助所带来的成功，以及援助在为受难者提供安全保障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相反，焦点应集中在怎样使援助发挥最大的效果，既解决受助者的燃眉之急，也无愧于捐助国纳税人的付出。我认为，基础设施是援助的最佳领域，包括桥梁、道路、网络电缆和发电站，这些设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会让我们的相互贸易更加轻松。与此相应的应当是对健康和教育等发展“软件”的关注。如果援助能在满足基本治理条件的同时投向这些关键领域，推动非洲发展的可能性将会大得多。

很长时间以来国际上一直对非洲的执政状况深感失望。人们把非洲的问题归咎于腐败，有时是彻底缺乏问责制度。虽然这种说法大体准确，但没有人能说治理不善的情况只在非洲才有。目前这场金融危机就是个完美的例子，因为对银行业监管不利，才导致如此众多的世界经济大国陷入到困境之中。

此外，国际社会在抓住非洲领导人治理错误不放的同时，似乎对审视自己在非洲资产流失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那么热衷。欧洲和美国在立法禁止本国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以换取采矿特许权或其他利益的问题上行动迟缓，对规则的执行力度也非常有限。同样，欧洲和美国的银行也从非洲掠夺了大量的资源。

此外还有悬而未决的贸易壁垒问题。如果非洲产品被迫在倾向欧美制造商的市场上参与竞争，非洲就没有得到经济发展的公平机会。贸易壁垒问题直接反映了国际社会是否真心诚意地致力于非洲的经济发展。

最后还有国际维和行动在非洲资源紧缺的问题 —— 这一问题常常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我的祖国苏丹，以及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非洲联盟（ AU ）派驻的部队竭尽全力对平民给予保护。在非盟派遣士兵控制冲突的同时，资源和设备则由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负责提供，而人们普遍认为这两样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

没有人否认非洲面临许多问题。但那些问题也不应使非洲众多的成功事实变得黯然失色 —— 更不应该被定为属非洲所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