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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会议的良机

发自首尔——狂妄乃祸患之源,而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恰恰是根源于某种过度自信的思维,以为市场能自行解决所有问题和缺陷。于是在里根—撒切尔改革过去整整30年后的今天,意识形态的钟摆又开始回头摆向另一个极端。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每当定义市场与国家两者关系的理念发生剧变时,总会有一场政治经济风暴紧随其后。比如说,一战终结了19世纪以来自由放任的市场自由主义,取而代之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大萧条和二战则开启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新时期,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均衡。

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则终结了了30多年来以自由贸易和金融全球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我们尚难判断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究竟会是何种性质,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大转型的过程中,老一套已经不管用了。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时期,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合理地掌控向新经济模式转变的过程,避免加剧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稳定性。而当前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沮丧的负面迹象——中美之间的货币战争以及战火向其他国家的蔓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实际上,最令人忧心的是当前的全球形势其实与1930年非常类似。当时各国只顾自扫门前雪,错过了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共同繁荣的宝贵机会。美国拒绝合作,而英国又突然失去了领导能力,国际社会群龙无首,最后导致1933年的伦敦会议以失败告终,这场失败也被后人视为大萧条的诱因并最终催生了二战。

在吸取了20世纪30年代的种种教训之后,二战后全球经济秩序被建立在由一系列国际组织所构建的网络上,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但问题是这些历史教训似乎离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太过遥远了,而要求优先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国内政治压力则似乎压倒了一切。

此外,二战后建立的那些国际组织似乎也不足以应付当今全球经济面临的新挑战,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存在合理性。比如说近十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就因为该组织过度贯彻新自由主义理念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遭到削弱。

很明显,为了解决当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第一步必须重树这些组织的威望。毕竟我们需要它们来执行标准,原则,规范以及决策程序,以求在处于准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某些国家自己不动手应对,却从别人的应对措施中占便宜的问题。

所以,对11月11,12日在首尔举行的G-20峰会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重新激活和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金融管制。如果与会的各国首脑能够在解决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问题上取得有价值的进展,那他们将有力地推动全球经济走向稳定。

诸多迹象表明,首尔会议有可能会获得成功。10月22日在韩国庆州市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峰会已经达成了部分重要共识,比如把代表名额过多的欧洲的6%投票名额转移给了代表名额不足的新兴国家,从而将后者的名额增加一倍,同时将欧洲在IMF执行委员会里的席位减少两个。

而IMF的执行主席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则将这些举措称之为自该组织1944年成立以来的“历史性”的时刻和最重要的决定。

此外,会议还授权IMF在《强势,可持续和均衡发展框架》(Framework for Strong, Sustainable, and Balanced Growth)下对各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执行相互评估程序。根据授权,即便是中美这两个超级经济体也难逃IMF的评估。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最近就新资本充足比率框架所达成的协议则是另一个积极进展。

不过,萦绕在G-20集团各国领导人大脑里的关键议题依然还是汇率和全球贸易失衡。庆州会议已经决定,G-20集团各国将转向市场化汇率,并努力达成有助于减少过度失衡以及将经常性账户失衡维持在一个可持续水平上的政治共识。

虽然目前还无法知道这两个议题能否在首尔会议上作进一步讨论。但如果G-20集团的各国领导人能够在不影响其他议题的情况下就汇率和全球失衡问题达成具体和有效协议的话,那么全球经济的软着陆就大有希望。如果不幸没有达成,那么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争就会加剧,而我们也离重演1930的噩梦又进了一步。

无论会议结果如何,首尔的G-20峰会都将成为后二战时代全球政治经济历史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