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类总喜欢对抽象的威胁遮遮掩掩。他们只有在烧到手指以后才做出反应。但在处理核威胁的问题上，这种孩子式的行为方式很难侥幸取得成功。

首先，冷战结束后尤其是美俄两国保存下来的旧有的核威慑体系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风险和隐患。但国际社会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因此原有的风险依然存在。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俄国将自己的核武器从65,000件降低到了26,000件，但这样一个数字仍然几乎不可想象，远远超出了达到威慑目的需要保留的合理范畴。不仅如此，还有另外1，000多件核武器掌握在其他有核国家的手中。

另外一个担忧的理由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核时代，而这个时代或许比冷战同归于尽原则约束下的核时代杀伤力更强，付出的代价也更昂贵。事实上，这个全新核时代的雏形已经初见端倪：

• 恐怖主义与核武器之间的联系；

• 拥有核武装的北朝鲜；

• 由伊朗核计划引发的中东核竞赛威胁；

•  “核主权”的最新国家主权定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小核国家数量的激增；

• 核国家巴基斯坦公共秩序可能的崩溃；

• 军事核技术的非法扩散；

• 民用核技术的合法扩散，以及“民用”核国家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军事核扩散的危险日益扩大；

• 太空有核化，在核大国之间引发核武器竞赛。

重要的政治领袖，特别是美俄两个核大国的政治领袖，对今天已有的风险以及明天即将出现的风险有着清楚的认识。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控制、遏止或者消灭这些风险。恰恰相反，形势正处在逐步恶化的过程之中。

旧有的武器控制和扩散预防体系的重要支柱或者已经被彻底摧毁——比如《反弹道导弹协议》——或者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弱，比如《核不扩散条约》。导致这种后果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要由布什政府来负，通过终止《反弹道导弹协议》，布什政府不仅削弱了国际核武器控制系统，而且还在面对《核不扩散条约》即将到来的崩溃时袖手旁观。

在21世纪之初，军事核技术的扩散是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威胁，特别是当核技术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时候就更是如此。恐怖份子对核武器的使用不仅会导致重大的人道主义悲剧，而且极有可能让世界越过实际打响核战争的临界点。全人类将因此陷入恶梦之中。

同样令人忧虑的还有按照核能力对国家主权进行重新界定，因为这不仅会带来大量政治局势动荡的小规模核国家，而且还会增加核技术扩散到恐怖份子手中的危险。巴基斯坦很有可能将不再是一个特例。

我们迫切需要由两个核大国共同领导的更新和改善国际控制体系的国际计划，来应对新核时代中出现的上述及其他风险。因为如果希望裁军的目标真正生效，那么信号必须要由高层发出——而所谓高层指的就是俄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核大国按照《核不扩散条约》履行自己承诺的意愿有着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三十多年来，基于有核与无核国家间政治协议的《核不扩散条约》一直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后者放弃拥有核武器的权力，而前者则销毁已经拥有的核武器。然而不幸的是，该条约仅仅实现了第一部分（虽然不是完全实现），而第二部分则一直有待完成。

《核不扩散条约》目前来看仍然不可缺少，而且迫切需要修改。然而，这根国际核扩散控制的核心支柱目前正处在崩溃的边缘。2005年5月在纽约举行的最新一次审议会议实际上相当于无果而终。

《核不扩散条约》的核心缺陷如今在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核纠纷中清晰可见：《条约》允许开发军事利用所必不可少的所有核组件——尤其是铀浓缩技术——前提是只要没有制定直接的核武器计划。这意味着在新兴核国家，只需做出一个政治决策就可以实现核计划的“武器化”。这样的“安全”实在令人不安。

另外一个与目前伊朗核冲突有关的争议事件也走入了人们的视野：那就是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利用核技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民用核技术利用领域实现国际化，同时弥补现有《核不扩散条约》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加快建设对希望加入这一体系的所有国家更有远见的监管体系。

世界各国的领袖全都清楚新核时代所伴随的危险。他们也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控制这些危险。但采取果断行动的政治意愿并不强烈，因为公众并没有把核裁军及武器控制看作需要优先解决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