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黑文——经济学正处于一场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的源头出人意料：医学院和医学研究。神经科学——关于大脑，即那个人类脑袋内部的器官，如何工作的科学——正在改变我们关于人类如何决策的看法。这些发现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关于经济如何运转的看法。简言之，我们正迎来“神经经济学”的发轫。

将神经科学与经济学联系起来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事情，神经经济学也尚处于雏形阶段。但其发端遵循了这样一条路径：科学革命总是起源于完全不曾料掉的地方。如果不能提出新的基本方法，任何科学都会走入死胡同。学者们将陷于现有方法——即该学科中已被接受的语言和假设——无法自拔，他们的研究也将陷入循环和琐碎的无用功。

接着，从未涉足旧方法的人会带来令人激动的新元素——吸引年轻学者和少数思想开放的老学者的新思想，这两类人愿意学习新科学和新研究方法。在此过程中，科学革命诞生了。

最近，神经经济学革命接连跨越了几座里程碑，令人注目的成果包括神经经济学家格里姆切（Paul Glimcher）去年的新书《神经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Neuroeconomic Analysis），该书的标题显然来自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47年的经典著作、上一次经济理论革命的起点《经济分析》（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格里姆切本人现在纽约大学经济学系工作（同时也在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兼职）。

不过，对大部分经济学家而言，格里姆切简直就是天外来客。毕竟，其博士学位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取得的。此外，像他这样的神经经济学家，他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他们的正统同行的知识舒适域格格不入。他们试图将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与大脑的具体结构联系起来，以此推动经济学的进步。

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大体上基于人类理性的假设——人类总是系统性地最大化自身的快乐程度，即经济学家所谓的“效用”。萨缪尔森在1947年提出这一主题时，他并没有将研究目光投向大脑，而是提出了“显示偏好”。人的目标只能通过观察其经济行为而被显示。在萨缪尔森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上，而不是决定思考和行为的生理结构上。

因此，格里姆切对流行的经济学理论充满了怀疑，并一直在寻找经济理论的生理基础。他试图通过找出背后的大脑机制将“软”效用理论转变为“硬”效用理论。

特别地，格里姆切试图识别处理人们面临不确定性时的效用理论要素的大脑结构：“（1）主观价值；（2）概率；（3）主管价值和概率的乘积（期望直观价值）；以及（4）选取选择集中具有最大‘期望主观价值’元素的神经计算机制……”。

格里姆切和他的同事已经发现了不少诱人的证据，但离大体上揭示基础大脑结构还有一段距离。也许这是因为这类结构根本不存在，整个效用最大化理论都是错误的，或至少需要进行重大修正。果真如此的话，光是这一结论就将从根本上动摇经济学。

另一个令神经科学家激动不已的方向是大脑如何处理模糊情形，即概率未知或其他高度相关信息无法获得的情况。根据已经发现的结果，大脑用来处理概率情况一目了然的区域与处理概率未知的区域是不同的。这一成果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如何处理像金融市场和危机来袭等情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凯恩斯认为，大部分经济决策都是在概率未知的模糊情况下做出的。他推论说，我们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是受“动物精神”波动的推动所致，所谓“动物精神”是指不为经济学家所理解的精神力量。

当然，经济学有一个问题，当危机来临时，有多少经济学家，就有多少种干预办法。经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结构，洞察经济依赖于理解经济的法律、规则、商业活动和习俗、资产负债表等诸多细节。

但是，终有一天，我们将通过更好地理解大脑功能的生理结构基础来更好地了解经济如何起作用（或如何未起作用）。这些大脑结构是将大脑比作计算机的基础——前者是通过轴突和树突相互交流的神经元网络，后者是通过电路相互联系的晶体管网络。经济将成为新的类比——通过电子和其他通信手段相互联系的人际网络。

大脑、计算机和经济，这三者均是以通过个体单元——神经元、晶体管或个人——的合作和行为解决基本信息问题的机制。只要我们对这三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如何解决问题——以及如何克服解决问题中出现的障碍——的理解有了突破，都能将其推广到其他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