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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性正在杀死资本主义

伦敦—一个广泛承认的共识是,2008—2009年的危机肇因在于过度的银行借贷行为,而之所以在危机之后不能完全复苏,也是因为银行由于“损坏的”资产负债表拒绝借贷。

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最喜欢的故事是:在通向危机的过程中,银行贷给借款人的钱超过了存款人准备贷出的钱,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央银行——主要是美联储——提供了过多的廉价资金。商业银行由于获得了央行的资金而兴奋不已,把钱借给了大量并不靠谱的投资项目,而金融创新的大爆发(特别是衍生工具)更是助长了这一借贷疯狂。

当美联储最终以升息的动作停止了支出狂欢后,债务的倒金字塔崩塌了。(美联储将其基准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从2004年的1%提高到了2006年的5.25%,并一直维持该水平至2007年8月。)结果,房价崩盘了,留下的是一大批僵尸银行(负债远超资产)和遭受重创的借款人。

现在的问题是重新让银行发放贷款。不愿借贷的受损银行必须设法“使其完整”。这便是美国和欧洲大规模银行援助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是数轮“量化宽松”,即央行印钱并通过一系列非常规渠道注入银行系统。(哈耶克的门徒们反对这样做,指出既然危机原因是过多的信用,那么就不可能以更多的信用克服危机。)

与此同时,各国监管机制也大大收紧,以防止银行再次拖累金融系统。比如,英格兰银行在维持价格稳定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维持“金融系统稳定”的使命。

这套分析看起来颇有道理,其基础是认为信用供给乃是经济健康的关键:钱太多和太少都会毁灭它。

但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即信用需求而不是供给才是关键性经济驱动力。毕竟,银行一定会在抵押品充足的情况下发放贷款;而在危机酝酿过程中,上涨的房价提供了抵押品。换句话说,信用供给是信用需求的结果。

这使得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危机的起源。与掠夺性贷款人相比,鲁莽或受骗的借款人承担的责任更大。于是问题产生了:为什么人们想借这么多钱?为什么家庭债务-收入比率在危机前会升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先假设人都是贪婪的,总是希望得到比自己所能负担的更多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这一“贪婪”会如此面目狰狞?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看收入分配情况。世界在逐渐变富,但各国内部收入分配正在逐渐变得不平等。中位收入至少有30年不曾增长甚至有所下降,即使人均GDP在上升。这意味着富人攫走了生产率增长的大部分好处。

那么,相对贫困者如何在标准不断提高的社会“赶上邻居”?他们做了穷人总是会做的事:借钱。从前,他们欠当铺老板的钱;如今,他们欠银行和信用卡公司的钱。而由于他们的贫困只是相对的,而房价一直在上涨,因此债权人也愿意让他们在债务泥淖中越陷越深。

当然,一些人担心家庭储蓄率的崩溃,但很少有人过度担心。在米尔顿·弗里德曼最后的几篇文章之一中,他指出,如今,储蓄是以房子为形式。

对我来说,这一视角远比正统观点解释为何在央行大力注资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仍没有开始贷款,而经济复苏在逐渐泯灭。正如危机前的资金并非贷款人推到大众面前,如今贷款人也无法强迫负债深重的家庭借钱,也不能强迫企业在市场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借钱扩张产能。

简言之,复苏不可能来自美联储、欧洲央行或英格兰银行。复苏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参与。我们的现状要求的不是最后贷款人,而是最后支出人,而能够扮演这一角色的唯有政府。

如果债务水平已然很高的政府人为它们不能继续向公众借钱,那么它们应该向央行借钱,并把额外的资金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这是让西方大经济体重新启动的唯一办法。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不能放任如此之多的国民财富流向如此之少的人手中。协调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向来是资本主义长期活力的关键。我们即将再次领教这一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