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

严峻的挑战面前无所作为，这是欧盟的一贯作风。欧盟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刻少之又少，这正是欧洲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江河日下的原因。

1958 年签署的《罗马条约》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欧洲的一大进步。然而，建立共同市场的同时却并未成立共同政府，这为日后的种种麻烦埋下了伏笔。自从欧盟东扩至 27 个成员国及其内部 16 个国家组成欧元区之后，虚夸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从历史来看，欧元区许下的种种承诺是它远无法兑现的。

最近的希腊金融危机是现实与虚夸之间存在鸿沟的又一例证。事实上，这是一场由 “ 扩大 ” （现在讨论的是欧元区扩大）引发的危机。上世纪 90 年代，欧盟大力推行前所未有的财政规范 —— 通过伪造账目向希腊施以援手 —— 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被戏称为 “ 欧猪四国 ” ）于 2002 年借此成功加入了欧盟。但是，各国此后便又再次肆无忌惮起来。地中海国家不断肆意挥霍，自信地认为无需向市场问责。

眼下，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 · 朔伊布勒（ Wolfgang Schauble ）表示，一切要适可而止。他呼吁成立欧洲货币基金（ EMF ），向深陷政府债务拖欠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有关国家如若不予配合，将面临 “ 高昂代价 ” 、 “ 严格条款 ” 和 “ 强制处罚 ” 。

简单地说，这意味着在短时间内，欧洲货币基金援助的一国国家财政将外包给对外关系委员，这与 19 世纪急需再融资以摆脱债务的拉美国家的处境如出一辙。

米尔顿 · 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曾预言，一、二十年之后的单一货币将轰然倒塌。眼下，其理论已得到了某种验证。归根结底，朔伊布勒也明白自己提出的条件并不为政界所接受。因此，朔伊布勒提出，无法满足其条件的国家 “ 在确保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前提下，最终都应退出货币同盟。 ” 更有甚者，德国如果无法迫使弱小盟国就范，它也将自行退出。

在地中海危机面前，欧元区的顽疾暴露无遗，即缺少一个共同政府。欧元区并非 “ 最理想的货币区域 ” ，因此它需要各种手段来应对所谓的 “ 非对称冲击 ” —— 此类冲击能对某些成员国造成更大的影响。即便如此，欧元区仍然捉襟见肘，特别是缺少一个有权征税和贷款的财政部，以及一个能为成员国银行提供最后贷款的中央银行。

朔伊布勒的提议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经济上，该提议暴露了两派在外部失衡上的巨大分歧：一派认为应归咎于消费过少，一派认为消费过多难逃其咎。

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曾希望迫使顺差国家增加消费或提高贷款。但是，逆差国家有义务 “ 将 内务管理妥当”这一传统教条却占了上风。令凯恩斯欣慰的是，国际货币经济组织于 1944 年成立，以严格的条款向逆差国家提供短期援助。事实上，这与眼下德国提出的欧元区提议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朔伊布勒的观点体现了德国挥之不去的通货紧缩前景。德国当局一向采取保守的财政政策，并希望欧盟其它预算赤字大国通过财政规范、内需下降及出口高增长来恢复经济健康。在德国领导人看来，问题不在于德国的高储蓄率，而是欧元区其它国家的过度消费。

《金融时报》的马丁 · 沃尔夫（ Martin Wolf ）表达了不同看法。他同样将矛头指向了中国。德国与中国都存在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以及贸易顺差庞大的问题。它们都对其财政优点大谈特谈，认为逆差国家必须停止不负责任的无度挥霍。

沃尔夫正确地指出，这种论点在经济上是自相矛盾的。某地区的储蓄积压会为其它地区带来失业。忠实的储户应该增加消费，允许消费大户做出更多贡献并保持与其收入相符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如苦行者般节衣缩食。如果没人愿意消费，那勤俭节约就不是美德。

朔伊布勒惊人之语的主要影响体现在欧盟的地缘政治上。欧洲的政治精英一向将欧盟视为多极世界的一支。但欧洲是何种定位？低于联邦国家却又甚于同盟国，缺少政治重心，缺少固定边界。如果美国、中国或俄罗斯领导人希望与欧洲对话，那他应该和谁联系？缺少内部统一或外部形态的欧洲不过是个地缘概念而已。

由此看来，朔伊布勒提议的重要意义在于，欧元区应该回归可治理的较小规模。事实上，该提议正是 “ 大德国 ” 与 “ 小德国 ” 之间的强烈对比。前者由理想主义者于 1848 年所构想，后者由俾斯麦（ Bismarck ）于 1871 年提出。

朔伊布勒就像那个不敢当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男孩一样，将现实主义的矛头指向了全欧洲领导人至今仍被迫采取的夸夸其谈。面对不向欧洲项目提出任何质疑的禁忌，朔伊布勒选择了与它分道扬镳。在那些注重稳扎稳打而非异想天开的人看来，朔伊布勒的观点是值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