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
在金融危机盛行期一直没有这方面的警示——保护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论调和警告出现，但各国政府实际上都没有对进口施加什么限制措施。当前的世界还和危机发生之前一样的开放。

保护主义一般出现在经济出问题之时。随着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不断升高，受到国内利益团体的压力，政府一般会更加关注国内事务，而不是坚持在国际上的相关承诺。

正如凯恩斯所言，贸易限制措施在经济萧条期可以保护，甚至提供工作机会。但是，这种在特殊情况下做出的限制对单个国家可能有好处，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有害的。当所有人都开始实行贸易壁垒时，贸易就会崩溃，这样就没有人能获利。最好的例子就是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由于无所约束的贸易政策加深了经济形势的恶化。

一些人开始抱怨保护主义的出现，他们认为现在这个现象虽然不是很明显，但还是有所抬头。一种称为“全球贸易警告”（GTA）的衡量指标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出现。GTA近期一份报告显示：自从2008年11月份以来，至少有192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出现，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相关报道在一些金融报纸中也被广泛地提及。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放弃了在WTO上关于多边贸易的相关承诺。

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些案例时，就会发现问题并没有这么严重。这192个措施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于政府在救助金融危机中所采取措施带来的非直接（大多是无意识的）影响，所涉及到的领域也仅限于金融行业，其实并不起什么作用。

进一步来说，对比于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我们甚至觉得这些数字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GTA的报告指出的是2008年12月份之后的数字，并没有给出之前的数字。在没有对比坐标的情况下，我们真的无法知道这192个保护主义措施到底是多还是少。

那么近期美国对中国轮胎加税又如何呢？在回应由美国工会提出的有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上，奥巴马总统决定采取逐级增加的方式（第一年是35%）来对中国进口的轮胎征税。大家都认为，这种举动挑起了保护主义的战火。

但是，我们很有可能对此作出的过度反应。此类税收完全是在中国进入WTO谈判时提出的特别条款，前提是如果美国市场在受到来自中国进口产品的“干扰”，美国可以采取“临时性”的保护。况且，奥巴马提出的税率明显低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要求的数字。而且，这仅仅占了中国对美国总出口产品的0.3%。

现实的情况是，在大萧条出现之后，国际贸易经过了严重挑战之后，获得了巨大成功。对这种不值一提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过分关注，就像是在经历过一场造成数千人死亡的一场地震之后，关注一个孩子哭诉自己损失的玩具那样可笑。

目前，我们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因素：想法，政治和机构。

如今，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制定者有着明显的影响力——虽然普通百姓对进口深怀疑虑。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保护”和“保护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不管怎么说，政府的目的就是给国民提供保护。但如果你倾向于对进口提高保护，那么你就会被描述成像里德·司莫特和威利斯·霍里的同路人。他俩是1930年代臭名昭著的美国关税保护法案的倡导者。

对于受益于自由贸易的那些利益团体来说，经济学家的论调当然对他们有好处，但对于受到国外商品冲击的国内工人或是公司来看，他们并没有从国外市场中获得一丁点的好处。

后者的声音越来越大，势力也不断增强，他们背后常常是大公司的影子。在近期的一本新书中，保罗·布卢斯坦写道，当一名印度前部长向一位美国同行要一张美国农工的照片时，“我一张都没有看到”,部长打趣地说，“我看到的都是美国公司巨头装扮成的农工。”

但是，对那些在贸易问题一直保持顺从的普通工人来说，他们必须得到某种的保证：由政府福利织成的安全网。如今的现代工业社会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失业补偿金，调整岗位补助金和其他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工具，同时配置健康医疗保险和家庭的支持等措施——这样才能减轻那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

福利国家是开放经济的另一面。如果说，世界经济在本次危机中之所以没有坠入1930年代那样的深渊，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感谢那些一贯被保守派和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所唾弃的那些社会措施。

对于贸易保护主义这场战争上，我们已经取得了的胜利——至少目前是这样。在经济危机有所缓和之后，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世界经济还面临着真正的挑战——中国需要成为“世界工厂”和美国需要减少赤字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不幸地是，各国的决策者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真正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