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

在“归零地”即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双子星倒塌处附近兴建一座清真寺的计划招来了多种多样的反对意见。令人称道的是，许多反对者回避了美国右翼话语中标志性的愚昧偏见。然而，即使是清真寺（实际上是设有一间名为“Park 51”的祷告室的伊斯兰文化中心）的温和批评者，其观点也和美国主流公共话语一样，流露出两项令人质疑的假设。

第一项错误假设会使社会不宽容沦为对自由的威胁。反对者尽管承认该计划在法律上无可置疑，却要求另选他处修建清真寺，其理由是，即使是完全合法的行为，也可能冒犯某个公民群体。对一个自由社会而言，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一百五十多年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一文中就推翻了认为追求个人自由首先是要反对国家的观点。然而，美国保守派的言论中，仍然在招摇地宣扬这种观点，“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中那些过火言论尤其如此。然而，从同性恋到犹太人到吉普赛人，历史上受过迫害的人群中的任何成员都可以作证，社会不宽容能够像任何法律一样损害人权。

事实上，直到1967年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废除全美各地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之前，即使是在法律允许的地区，异族婚姻也被视为怪事。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冒犯行为，因而希望异族夫妇证明，自己尊重他人的敏感问题，正像“Park 51”的反对者要求曼哈顿穆斯林所做的那样。一方面对某项权利（在这里是人们自由选择上帝的权利）给予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又因为多数人或少数人受到冒犯，而在事实上禁止这种权利，对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来说，这是一种虚伪而又不公平的做法

因此，要求停止“Park 51”建设的刺耳呼声是对自由的严重威胁，这种作用无异于直接的法律禁令。如果不允许穆斯林在“归零地”附近建立任何伊斯兰建筑，那么，那些自认为被冒犯的人就应通过公开的民主程序修改相关法律，在这一程序中，人们可以毫无隐晦地对要求发出法律禁令的理由进行公开辩论。这是民主的最低要求。

 “Park 51”反对者的第二项假设更有歧视性，这关系到2001年9月的袭击暴行。一些反对者声称，必须终止该项目，因为它将成为对作恶者的礼赞。这种观点的言下之意就是，“911”袭击行动是一种敌对信仰进行的明确宗教性举动，不仅这种宗教的信仰者因此而蒙羞，而且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也应受到限制，即使是公开谴责那桩暴行的人也不例外。

其他反对者对此观点感到不安，他们否认这场争论的宗教性质，申明自己不是与伊斯兰教作对。他们将反对的理由归结为“911”袭击给人们造成的痛苦。当然，如果把他们的逻辑贯彻到底，就意味着，只要允许建立清真寺，就能够最令人信服地证明，这场争论与宗教毫无关系。

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此。一旦人们不再把2001年恐怖主义袭击视为一项纯粹的宗教宣言，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次袭击实质上是一项政治宣言。追根溯源，可以从“911”袭击中发现多年以来美国政府若干具体决策的痕迹，从与中东的腐败专制政权建立联盟，到保持引人注目的沙特驻军，以及几乎无视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痛苦。

无论源于上述决策的种种政策是不是维护美国长期安全利益的必要条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政策助长了穆斯林世界的反抗行为，而此类行为有时候采取了残忍的方式。无论如何，围绕这些政策的争论绝不是一场宗教观念的斗争。

将近十年以来，一旦有人试图改变围绕“911”事件的讨论的性质、令其脱离宗教讨论的轨道，就会被描述为不爱国的破坏分子。就此而言，只要回想一件事就够了：上次总统大选期间，杰里迈亚•赖特牧师（Rev. Jeremiah Wright）在一次布道时说，“911”袭击是美国外交政策自作自受，那次布道令他成为万夫所指的对象。

人们可能不同意赖特等人的观点，但难以否认的是，对于那些催生了袭击事件的令人不安的政治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不能证明袭击行为是合理的），美国的公共舆论因体系问题而无法进行严肃的讨论。

或许正因为如此，“Park 51”的大多数反对者才求助于对恐怖袭击事件的宗教阐释。毕竟，这种阐释虽然要求人们放弃批判意识，却意味着支持据认为是斗争中正义的一方。对于这些反对者来说，另一种选择（即恐怖分子的目标是美国的政策）则会令他们极为不安，因而是无法接受的。

我们只能希望，美国公众不仅会摒弃要求取消“Park 51”建设计划的顽固要求，还能够抛弃支撑反对意见的两项令人质疑的假设。这样做不仅会再次证明美国的自由与宽容，并能让美国在海外行动中成为更强大、更受尊敬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