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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算的财富

发自剑桥——尽管人们在创造一个更一体化也更稳定的全球经济方面已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一份由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发表的名为《可复原的人民,可复原的星球:一个值得选择的未来》的报告则认为,目前的全球秩序未能,甚至根本无法实施真正“可持续发展”所需的重大改革。

该报告代表了一种关注“地球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以及经济发展”的远景,同时还提出了56项政策建议来实现这一目标。而这也堪称迄今为止在根本上重新设定全球经济方面最为响亮的国际呼声。


但在洋洋洒洒数万言的报告内容中,我们却无法找到太多明确具体的解决方案。其最具价值的短期建议——用更全面也更具概括性的财富测量方式来取代当前的发展指标(比如GDP)——看上去更像是某种亡羊补牢式的修修补补。而如果没有迅速而决定性的国际行动来令可持续发展优先于现状之上的话,那么这份报告就可能重蹈1987年那份开创性的《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的覆辙——正是当年那份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同样呼吁类似的范式转换,却最终遭到了人们的忽视。

《可复原的人民,可复原的星球》报告开篇引用了狄更斯的名言: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已经取得了旷绝古今的繁荣;在减少全球贫困方面的力度也极大;科技发展彻底颠覆了我们的生活,驱除了许多疾病,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方式。

而另一方面,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依然挥之不去,并在许多国家愈演愈烈。对此的短期应对策略就是不断地鼓动消费主义和借贷,再和全球人口增长——即将在2040年达到近90亿——结合在一起,使得地球环境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据高级别小组所说,到2030年,“世界至少需要增加50%的粮食供应,45%的能源供应,以及30%的水——而于此同时环境因素却限制了这些资源的供应。”尽管在去年25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类却未能保护资源,保育自然生态系统,或者用其他方式维持自身的长期生存。

那么这样一份冠冕堂皇的报告——虽然相当有分量——能否为我们带来改变?世界上的人们能否走出1987年的误区,响应小组关于“全球经济转型”的号召?事实上,或许真正的行动必须由危机中催生出来。正如小组所指出的那样,当前形势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我们需要一个可以真正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范式转换。

但有谁能去协调一个研究如何推进这一转换的国际进程?又有谁能确保相关科学发现能最终触发一个富有成效的公共政策进程?

首先,必须有一项大型国际间跨学科研究来全面应对这方面事务;对此小组的建议是建立一个国际性科学小组——这是正确的一步。但建立这样一个机构需要时间,而困难则在于如何尽快将最先进的科技介绍给政策制定者们。

使用人均GDP作为指标来衡量我们的生活是错误的,这是社会科学家们最近达成的共识,而由法国总统萨科齐倡议组建的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于2010年发布的报告也对此表示了认同。我们需要新的指标来告诉自己是否正在破坏那些支撑自身福祉的生产力基础。

联合国大学的“国际人文因素计划”(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早已着手为其所谓《包容性财富报告》寻找相关指标,希望找到一个基于自然,生产,人文和社会资本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而这个报告正是在联合国环境计划的支持下形成的,致力于对财富的不同组成部分进行综合性分析,并针对不同国家的国情,这些组件与经济发展以及人类福祉的关联,以及指导对这些资产进行社会管理的政策进行研究。

第一份《包容性财富报告》将注意力放在全球20个国家身上,并定于在即将召开的“里约热内卢+20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发表。而初步的发现将在本月末的伦敦“地球危机会议”上公布。

这份《包容性财富报告》意味着全球经济发展范式的转换即将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可以确保我们在评估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福祉方面能拥有正确的信息来重新评估需要和目标。虽然报告起初并不是想将建立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指标,但它确实为来自环保,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框架。

目前的时机非常关键。正如《可复原的人民,可复原的星球:一个值得选择的未来》报告恰当地指出,“修修补补”已经不再顶用了——这对那些依赖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绿色经济来解决问题的人来说堪称一个警告。高级别小组再度提起了实现全球经济体系深远变革的呼吁。而我们的挑战则在于如何把言论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