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所谓的“影响投资者”（impact investor）——即为解决社会挑战的企业提供资本并获取利润的投资者——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新晋推动力。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社会创新和公民参与办公室（Office for Social Innovat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最近召集了100多位影响投资者，讨论影响投资如何在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开展。联合国基金会和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5亿美元的公私合作计划，用以在穷国推广清洁厨灶。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发展机构正在考虑将部分资金配置于扶贫事业。

据世界银行统计，大约14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26亿人生活在一般贫困中（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10亿多一般贫困人口——比整个非洲的总人口还要多——生活在南亚。影响投资能够在消除全球贫困方面胜过收效甚微的老办法吗？

贫困人口急需照明、烹饪用燃料、可负担且易获得的医疗、清洁水源、基础教育以及金融服务。供给这些需求的政府计划深受腐败困扰（有人估计，印度大约50—70%的福利支出被盗用了），而且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此外，大公司则无法满足这些人口的需要，因为这要求它们围绕新产品、新物流和新定价体系重新规划已有的商业模式。

这类破坏性创新通常由企业家来完成。但企业家面临着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比如物流不力、消费金融缺乏、工人技能低下、消费者对新技术不信任、营销渠道成本过高、已有商家和贷款者倾轧，以及监管不善。

克服这些商业挑战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新企业得等上好几年才能实现正的现金流。因此，商业债权和股权投资者无法获得他们所追求的高回报和快速退出。

当政府和企业都失灵的时候，还有影响投资者可以刺激变革。小额信贷——它的产生、崛起以及最近的危机——向我们展示了具体的过程。

小额信贷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孟加拉国，由非盈利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和BRAC银行发起。出资人很快在墨西哥、印度、秘鲁、印尼和许多非洲国家也协助成立了不少小额信贷机构，贷款利率为25—30%，比传统放款人索要的60—100%低得多，尽管如此，小额信贷机构仍能获得很好的收益。如今，小额信贷业在全世界大约拥有1.5—2亿借款人，而且正在通过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股权融资迅速发展着。

墨西哥康帕多银行（Banco Compartamos）和印度SKS小额信贷公司说明了影响投资者的催化剂作用。这两家银行开办时均为非政府机构（参照格莱珉模式），从开发机构中筹得数百万资金开始放款业务。它们也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政府银行和跨国机构（如世界银行的商业贷款部门国际金融公司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那里获得贷款。

不出几年，它们的贷款规模就开始快速增加，康帕多和SKS成立了由各自非政府机构所有的盈利业务部门。接着，它们向寻求社会影响的投资者募集股本——康帕多的股东来自Accion和IFC，而SKS的股东则来自Unitus、硅谷风险投资家科斯拉（Vinod Khosla）以及印度政府开发署。

2007年，康帕多成功IPO，估值达22亿美元。SKS从红杉（Sequoia）和奥德赛（Odyssey）资本等投资者处筹集了更多的股本，并于2010年在印度证交所上市，筹资3.58亿美元，估值超过16亿美元。影响投资者的支持最终吸引了商业资本（包括风险投资基金和IPO投资者）流入康帕多、SKS和其他许多小额信贷机构。

但是，尽管有这些成功的例子，但小额信贷目前在印度举步维艰。信用记录无法共享，因为信用档案才刚刚开始建立。另外，合适的消费者保护法和全国性的监管框架也有待建立。

毫不奇怪，已经有人开始打起了穷人的主意，使得当局不得不“有所作为”。不幸的是，这样做通常会造成无心之失。比如，安德拉邦政府通过的一项严格的法令使小额信贷机构难以从其客户那里收回贷款成本。结果，许多小额信贷机构不得不大量减记贷款，承受巨额损失，影响波及整个小额信贷业，令投资者受惊，更令穷人遭罪。

小额信贷的教训是，没有公共品和高质量的政府监管，光靠市场是无法良好运转的。尽管影响投资者可以为商业投资者打好前哨战，但他们必须与政府当局密切合作才能确保市场机制起作用。只有这样的机制被很好地建立起来，穷人才能参与到全球经济的广阔天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