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

灾难发生时，正值春日，阴暗无光，天空混浊不清，正如家乡通常惯有的天气一般；灾难结束时，四处弥漫着恐惧和哀悼的气息。

当然没有人会知道25年前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灾难爆发的确切时间，那时我们生活的体制剥夺了普通民众的知情权，甚至是获悉关乎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信息的权利，因而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泄漏以及北欧地区西风盛行加剧核扩散的状况我们一无所知。

针对此次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灾难事件，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竟然也被蒙在鼓里，对核泄漏灾难的强度一无所知（我们现在都知道）。实际上，仅仅是在五年之后，正是因为此次事件最终这种腐朽的体制备受谴责，为历史所遗弃。任何建立在自我欺骗基础上的政权，一旦这种自我麻痹的方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都不可能保持其长期的合法性。

由于当时平民所获知的可靠信息少之又少，因而我对当时的记忆自然也很模糊。现在我只记得当时灾难让亲友惴惴不安，唏嘘不已，只能窃窃私语，我记得当时我非常担心我的小女儿，随之就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涌现大量令人悲伤欲绝的故事和传闻。

所有的这些记忆都烙在我脑海里，不可磨灭。即使是25年后，我仍然很难将此次灾难的感受与我真正了解那次灾难的时间联系在一起。

当前，评判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带来的严重后果很大程度上是按照道义和形而上学的标准进行的。此次灾难给人类蒙上了深深的阴影，而这种阴影自1945年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与日本福岛核危机不同的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得出的真正教训倒不是关于核电站安全方面，而是政府对于广大民众遭遇的不幸持冷漠和傲慢的态度，而且政府的保密机制只允许信息在极少数专注于维持社会稳定的政府精英中分享。

那么，应对切尔诺贝利核危机过程中政府部门不尽心尽力的根源何在？政府为何无视居住在核电站附近的居民的健康状况，无视那些英勇与灾难作斗争将灾害降至最低程度的英雄们的丰功伟绩，无视数百万生活在核扩散阴云笼罩下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政府官员的冷漠观望态度着实令人匪夷所思，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他们的意识状态里已经分不清犯罪与惩罚，残酷与同情，善良与邪恶的界限。我从小便生活在苏联，因而我知道苏联领导人切实关心民众的不幸遭遇，真正具有道德责任心，这也正是他们统治哲学的根基。不负责任的政府又怎会关心普通民众的死活呢？

冷漠是否也可以成为一种美德呢？当然，在乌克兰大屠杀和大饥荒的恐怖时代，孤立无援的民众不得不将自己藏在冷漠的襁褓中以维持那仅有的一丝理智。但即使如此，这一做法也不能得到合理的佐证，带来的只会是普里莫·列维在书中所生动描述的“莫名的愧疚感”。

这简直是冠冕堂皇的冷漠， 然而那又确实是不可饶恕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冷漠的官员从来不曾感受李维笔下的罪恶吧。的确， 对于一些政治领袖来说， 冷漠是充满诱惑的。 与克服他们的困境相比， 眼不见为净可简单多了。与调整政策适应需求相比，避免个人的悲惨处境当然更简单一些，也花费更少。

如果一个州长对这些痛苦视而不见，那么这个州的居民也将前途渺茫。他们的生活将了无生趣。无论是隐藏的，还是可见的，他们的痛苦都是不值得的， 也都是无用的绝望。

这样的冷漠比仇恨和愤怒更危险。愤怒能激发艺术性和政治创造力。普希金由于愤怒写出一些最辉煌的诗歌，贝多芬由于情感的极大束缚，完成了伟大的交响乐，还有纳尔逊·曼德拉、瓦克拉夫·哈维尔和昂山素季，他们都是由于亲眼目睹世事不公，感到气愤，最终惨遭囚禁。

对比着来看，冷漠从来不具有创造性。 因为它对不公无动于衷，对苦难置若罔闻。它是政府的工具， 事实上也是人民的敌人， 因为它只为统治者牟取利益， 从来不管不顾因忽略而愈发苦楚的受害人 。对于政治犯， 饥饿的孩子， 无家可归的难民或是忍受核辐射的工人来说， 他们需要一份终身的医疗救助。 有了这份医疗保障， 就能缓解他们的困境， 就能孕育更大的希望， 也就能将他们从无助的深渊救回。政府官员如果以这种方式抵制人类团结互助， 那便是泯灭自身的人性。

当希特勒的盖世太保，迪特里西·潘霍华在监狱中等待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却大声疾呼，我们都必须分享神的痛苦。

人们对潘霍华的冷漠不仅是一个罪恶，也是一种惩罚。政府地对市民的命运置若罔闻，最终自己也难逃其咎， 这或许是切尔诺贝利最主要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