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市——

一个鬼怪正在袭扰欧洲，即“市场信心”鬼怪。

在卡尔·马克思在1848年书写了他那著名宣言的开篇后，各国政府可能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感到焦虑不安。但是今天，各国政府由于害怕市场情绪会对它们不利，抬高政府债券价差而担惊受怕。所有的政府都被迫进行不合时宜的财政紧缩，尽管失业率仍旧很高，私有领域需求低迷。许多政府被迫采取一些它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结构改革——仅仅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会给市场留下不好的印象。

以前，由市场情绪引起的恐惧只危害贫穷国家。例如，在上世界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或者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高负债的发展中国家相信它们没什么选择，只有吞下这颗苦药丸——不然就要面临资本外流狂潮。很明显，现在轮到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甚至连美国也要遭受这一劫难。

如果一个人想要持续借钱，那么他需要让债主相信他有偿还能力。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危机岁月，市场信心展示了其固有的生命。它变成了一个没有多少真实经济内涵的虚无概念。它成为了哲学家们称的“社会建设”——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它才算真实。

因为如果经济逻辑是清晰的话，政府将不需要根据市场信心来证明它们的行为是正确的。我们将明显地看到哪些政策可行，哪些不可行，追求“正确的”政策将是重塑信心的最确切方式。追求市场信心将变得多余。

那么如果市场信心有任何意义的话，它必然不是简单地由经济基础来定义的。那么到底用什么来定义呢？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阐述现在“正是共产党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刊登他们的观点，目标以及倾向的时候，而且在要发布共产党自己的宣言来应对关于共产主义恐怖的无稽之谈。”同样，如果市场能通过阐明它们所说的“信心”到底是什么，让我们都明白我们要应付的到底是什么，这样就很好了。

当然，“市场”不可能做这类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因为市场由许多不可能一起发布一个”政党纲领”的投资者和投机者组成，更是由于从根本上来说，市场自己都不了解情况。

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取决于几近无数的现在和将来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取决于政府的税收和支出计划，还取决于经济状况，外部联系以及政治背景。所有的这些都是很不确定的。要想对信贷可信度做一些判断，必须要进行许多假设。

今天，市场似乎认为大额财政斥资是政府偿债能力的最大威胁。而明天，它们可能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低经济增长率，哀叹造成低增长率的紧缩财政政策。

今天它们担心软弱政府不能采取应对危机的强硬措施。也许明天它们会因为由强硬经济政策导致的民众示威游行和社会冲突而失眠。

很少人能预测市场情绪变更的方向，更不要说预测所有市场参与者的情绪了。即使是在时候看来，我们有时也不清楚为什么市场做出某个举动。相似的政策将引出不同的市场反应，这由市场盛行的传言或者一时的时尚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根据市场信心来掌舵经济是愚蠢的。

唯一的希望是市场不像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那样有意识形态。只要市场能盈利，就不在乎是否要食言。它们仅仅想要任何能对还债有利的健康稳定经济环境的“作为”。当形势变得很严峻时，它们甚至还会允许债务重组——如果不这样做会导致动乱及巨大损失的话。

这为政府提供了一些运转空间。自信的政府领导人因此能掌控他们国家的未来。他们将能塑造市场信心的定义，而不必跟随别人的定义。

但是要运用好运转空间，决策者们需要在良好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基础上，连贯有条理地对他们的行为做一个可信的论述。他们需要说：“我们做这些不是因为市场的需求，而是因为这对我们有利，原因如下。”

他们需要让他们的选民及市场信服。如果他们成功，他们可以在处理他们优先事项的时候维持市场信心。

这是欧洲政府（以及其顾问经济学家们）所一直忽略的。政府首脑们并没有直面挑战，他们显示选择拖延，而后在压力下屈服。最后，他们恶意诋毁市场分析家们的言论。这样一来，他们失去了经济上可能会得到大众支持的可取政策。

如果现行的危机恶化的话，政治领袖们将承担主要的责任——不是因为他们忽略市场，而是因为他们对市场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