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的后果之一是（再次）将"文明"和"野蛮"国家间的虚假界线暴露无余。阿布格莱布疟俘事件显示：美国可以像其它国家一样原始野蛮。多数时候，伊境内的野蛮行为没有记载，比如美国坦克潮水般地涌入伊拉克居民区，以镇压"叛乱份子"的名义杀死几十条无辜的生命。令人毛骨悚然的美国人质斩首事件表明：野蛮的影子随处可见。

在特定条件下，任何社会都可能堕入原始野蛮的深渊。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不知为什么，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社会变得特别邪恶。事实并非如此。一次大战的战败令德国陷入动荡，1919年的严酷和平、20年代的恶性通胀、30年代的大萧条，否则德国不会如此。恰恰相反，20世纪早期，德国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有着令人艳羡的教育水平和科技实力。Hannah Arendt谈论"邪恶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时，更为接近事实的真相。

堕入野蛮似乎有两个共同特征。首先是人们冷酷无情地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再将"他们"降格到非人类状态。这种区别的形成可能由于他们增强了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培植对外仇恨借以促进内部团结。

对"他人"的仇恨和暴力似乎在恐惧之下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人类的生存反应使然。一般在经济危机期间，或局部暴力失控时，人们会堕入野蛮。恐惧促使组织联合，并可能以打击对手的方式进行自卫。

上述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多多少少曾和平共处的种族陷入了内战的泥潭。与此相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相互恐惧中悲剧性地上演了野蛮暴行，给双方阵营中的极端主义者创造了生存的土壤。以巴任何一方的溃败都毫无荣誉可言。拥有超级强大军力的以色列本能也本应做出比定居点占领西岸更为明智的政治决策。

美国人对阿布格莱布疟俘一幕的反应，以及紧随其后的美国人质尼古拉斯·伯格的野蛮斩首，清楚地显示了人们眼中的文明国家通往野蛮之路。2004年5月，《纽约时报》对美国中心地带伊利诺斯州奥斯威戈市的读者进行了民意测验。一位退休的商人说，"把他们都杀光，把他们从地球表面清除出去。"纳粹领导人也不会有甚于此了。

一位拖车司机说斩首"不过肯定了我以前的想法。我们还不够狠，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应该直接打击敌人，未达胜利绝不撤兵。"第三位被调查者回答也很近似。"疟俘事件令人愤慨，我当然不赞同，但这更无法容忍，"她指的是谋杀伯格。"它告诉我不能让这样的罪恶生根，必须立刻毫不犹豫地回击，否则就永远不能将其扑灭。"

野蛮思维很容易产生，右翼份子又火上浇油。正如Rush Limbaugh在电台栏目中所说"他们才是非正义的。他们才是危险份子。他们才是劣等人类。他们才是人渣，美国没有错，我们的士兵和看守也没有错。"

我没有说美国比其它国家更邪恶。我想说的是即便在21世纪，人类社会也会滑向野蛮的思维和行动，这与"发展"水平无关。

任何国家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或被庄严地推举为国家领袖的想法都是危险的。一旦我们意识到世界各国面临这种暴力堕落时的脆弱，国际法和联合国那样的国际机构就变得更为重要。尽管美国一再申请，联合国还是成功抵制了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没有宽恕对伊战争。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污蔑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根本不成立。联合国程序功效卓著，是美国的政策令人失望。

阿布格莱布事件强调了为什么像《日内瓦公约》这样规定如何对待战俘的国际准则如此重要。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美国允许自己向野蛮行为屈服。与之相似，上述事件还证明了为什么新成立的国际犯罪法庭（ICC）如此重要。美国对国际犯罪法庭的管辖权提出了强烈抗议，但阿布格莱布的美国疟俘事件表明：美国为什么需要国际法的管辖。

美国对伊发动的战争是灾难性的，但要让最强大的国家也服从国际法的教训也许可以算作这场战争的好处之一。如果这个教训能够汲取，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安全。未来的日子里，美国自身也会更加安全，这种安全部分来自于美国不再会由于自身失去理智的恐惧和对世界事务的错误理解，而发动一场暴力战争。